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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正义中的“代际公平”原则在国际谈判中的操作化障碍——基于2024年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诉求

摘要：气候正义不仅包含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更包含“代际公平”，即当代人对未来世代的责任。这一原则虽已成为国际气候话语的道德基石，但在多边谈判实践中，其“操作化”始终面临巨大障碍。本研究旨在以2024年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所提出的激进诉求为分析案例，深入剖析“代际公平”原则在当前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难以操作化的根本性障碍。本研究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与制度主义相结合的文本分析法，以2024年峰会的（模拟）《青年宣言》为核心文本，并将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制度框架进行对勘。研究发现，青年诉求（如强制性全球碳预算、跨国法律问责、未来世代否决权）的激进性，精准地暴露了操作化障碍的四大根源：第一，主权与短视主义障碍，即“代际公平”的超主权、长周期要求，与国家主权（特别是“国家自主贡献”）和短视的政治选举周期存在根本性冲突；第二，代表权与合法性赤字，即未来世代在谈判桌上“缺席”的结构性困境，青年峰会作为“代理人”缺乏强制性合法地位；第三，经济与金融折现障碍，即青年诉求所要求的“即时、巨大”的经济成本（如化石能源即时淘汰），与主导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成本折现”逻辑背道而驰；第四，法律与问责机制缺失，即对未来世代的“责任”难以转化为可执行、可追溯的法律义务和惩罚机制。本研究认为，2024年青年峰会的诉求，在道德上具有不可辩驳性，但在实践中却充当了“诊断工具”，它揭示了现行国际体系在结构上无法承载“代际公平”的真正内涵。

关键词：气候正义；代际公平；青年气候运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操作化障碍

一、引言

气候变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深刻的“时间”问题。今日排放的温室气体，将在大气中存留数百年，其最严重的后果将由尚未出生的“未来世代”来承担。这一严峻的现实，使得“气候正义”议题从传统的“代内公平”（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差异）扩展到了一个更具根本性的维度——“代际公平”。“代际公平”原则主张，当代人作为地球的“受托人”而非“所有人”，有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为未来世代保留一个不劣于（或至少不显著劣于）我们所继承的生态环境。这一理念，已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序言中得到确认，即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

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一高尚的道德原则在多边谈判的实践中，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和“口号化”了。国际气候谈判的主战场始终被“代内公平”的激烈博弈所占据，例如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解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规模与渠道、以及损失损害基金的启动等。相比之下，“代际公平”因其主体的“缺席性”、诉求的“长期性”和责任的“抽象性”，难以被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条文和可操作的机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青年气候运动，特别是以“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为代表的新生代力量，开始扮演起“未来世代代理人”的激进角色。他们不再满足于作为“吉祥物”参与会边活动，而是日益组织化、专业化地提出一系列具有高度颠覆性的政策诉求。2024年（模拟）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及其《宣言》，更是将这一诉求推向了顶峰。他们不再乞求“倾听”，而是要求“权力”；不再呼吁“自愿贡献”，而是要求“强制性义务”；不再接受“拖延”，而是要求“立即行动”。

这些来自“未来”的激进诉求，犹如一面棱镜，将其投射到现行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之上时，清晰地折射出了该体系在操作化“代际公平”原则时所面临的根本性障碍。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以2024年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的激进诉求为例，“代际公平”原则在当前国际气候谈判中难以“操作化”的具体障碍究竟是什么？这些诉求的“不可实现性”揭示了现行治理体系怎样的结构性困境？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以青年峰会的诉求为“诊断工具”，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和制度主义的方法，深入剖析“代际公平”原则在操作层面所遭遇的政治、法律、经济和程序性障碍。本文将论证，青年诉求的“激进性”与谈判体系的“保守性”之间的巨大鸿沟，并非源于技术细节，而是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一种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跨代责任”的道德主义，另一种则是基于“国家主权”和“短期利益”的现实主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系统梳理关于代际公平、青年运动和气候谈判障碍的文献；其次，阐明本研究的文本分析方法；接着，作为核心部分，以青年峰会诉求为例，详细讨论四大操作化障碍；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未来展望。

二、文献综述

围绕“代际公平”与气候治理的研究文献，主要在哲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运动学等领域展开，但鲜有研究将青年运动的“具体诉求”与谈判体系的“操作障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