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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宋代市舶司制度研究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东南沿海的海洋贸易逐渐成为对外交流的核心通道。在这一背景下，市舶司制度作为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行政体系应运而生。它不仅是宋代政府调控海洋经济的关键工具，更在中国古代海关史、对外贸易史中占据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本文将通过梳理市舶司的起源与演变、解析其职能与运作机制、探讨其历史作用与局限，系统呈现这一制度的全貌，为理解宋代海洋文明提供制度视角的观察。

一、宋代市舶司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一）唐代市舶管理的历史渊源

市舶司的出现并非偶然，其制度雏形可追溯至唐代。唐代中后期，广州作为海外贸易中心，已设立“市舶使”一职，由中央派遣宦官或地方长官兼任，负责管理蕃商贸易、征收关税及处理涉外事务。据《唐会要》记载，当时的市舶管理以“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为核心，即登记货物、征收港口税（舶脚）并限制奢侈品流通。这种初步的管理模式为宋代市舶司制度奠定了基础，但唐代市舶使的设置具有临时性，未形成固定机构，管理范围也局限于个别港口。

（二）宋代市舶司的设立与发展阶段

宋代市舶司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初期的初创期、北宋中后期的扩展期、南宋的鼎盛期。

北宋太祖开宝四年（约公元971年），随着宋军平定南汉、控制广州，为规范当地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朝廷正式设立广州市舶司。这是宋代第一个专职市舶管理机构，标志着市舶制度从临时差遣向常设机构转型。此后，随着两浙路、福建路海外贸易的兴起，北宋中期陆续在杭州（太宗端拱二年）、明州（仁宗咸平二年）设立市舶司，形成“广、杭、明”三大市舶司的格局。

北宋中后期，朝廷对市舶管理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神宗时期推行“元丰市舶条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海外贸易管理法规，明确了市舶司的职权范围、税收标准及奖惩机制，使市舶管理从经验性操作转向制度化规范。

南宋时期，由于国土南缩、财政压力加剧，朝廷对市舶收入的依赖显著增强。泉州因地理位置优越（临近政治中心临安）、港口条件优良（天然深水港），逐渐超越广州成为第一大贸易港。高宗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的地位跃居诸司之首，与广州、明州并称“三大市舶司”。此外，温州、江阴军等次要港口也设立市舶务（市舶司的下级机构），形成覆盖东南沿海的管理网络。

（三）市舶司与中央、地方的权力关系演变

宋代市舶司的隶属关系经历了从地方主导到中央直管的转变。北宋初期，市舶司由所在州的知州或通判兼管，地方参与度较高；但由于地方官员常因追求政绩过度征税，导致商人不满，真宗时期开始派遣京官担任专职市舶使，加强中央控制。至神宗“元丰改制”后，市舶司正式隶属于中央户部，其官员由吏部直接任命，财政收入除部分留作地方经费外，大部分需解送中央。这种垂直管理模式既保证了国家对贸易的调控，又避免了地方势力对市舶事务的过度干预，成为宋代市舶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宋代市舶司的职能与运作机制

（一）核心职能：从“征榷”到“招徕”的扩展

市舶司的职能随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不断扩展，核心可概括为“管理、征税、服务”三大类。

贸易管理是市舶司的基础职能，包括对商船的全程监管。商船出海前需向市舶司申请“公凭”（相当于现代出口许可证），注明船员姓名、货物种类及目的地；返航时需在指定港口靠岸，由市舶司官员登船检查，核对公凭与实际货物是否一致，防止走私。对于外国商船，市舶司需登记其国籍、货物清单，并安排在指定区域（如“蕃坊”）停泊，确保贸易秩序。

征税抽解是市舶司的经济职能核心。宋代对进口货物征收“抽解”（实物税）和“博买”（官方收购）两种税费。抽解比例因货物种类和时期不同而调整，初期多为“抽解十分之一”，后因财政需求提高至十分之二，部分贵重商品（如珠宝、香料）甚至达到十分之三。博买则是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收购部分货物（主要是稀缺资源或奢侈品），剩余货物方允许商人自行交易。据《萍洲可谈》记载，当时“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然后官尽买其良者，谓之博买”，可见抽解与博买是市舶司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招徕蕃商是南宋时期市舶司的重要职能扩展。为应对贸易竞争（如阿拉伯商人转向东南亚港口），市舶司通过“优恤蕃商”政策吸引外商：一方面减免部分税费，对长期贸易的外商授予“官爵”（如“承信郎”）以示荣誉；另一方面维护外商权益，规定“蕃商如有纠纷，由市舶司会同地方官审理，不得随意拘禁”。这种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显著提升了宋代港口的国际吸引力。

（二）运作机制：机构设置与流程规范

市舶司的高效运作依赖于严密的机构设置和规范的操作流程。

从机构设置看，市舶司通常设“市舶使”（长官，多由知州兼任）、“市舶判官”（副长官，专职京官）、“勾当市舶司公事”（具体事务负责人）等官职，下有“押纲”（负责货物押运）、“专库”（负责货物存储）、“手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