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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主播职业污名化中情感劳动贬值的社会建构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互联网主播作为数字经济和平台生态中的新兴职业群体，其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该职业也普遍承受着显著的社会污名化。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其经济模式，或讨论其非传统工作形态，但对其污名来源的深层社会建构机制挖掘不足。本研究旨在探讨网红主播职业污名化现象中，情感劳动贬值作为核心机制的社会建构过程。本研究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结合情感劳动理论、社会建构论与职业社会学视角，对主流媒体报道、网络公共讨论、平台话语及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网红主播的职业污名并非对其工作内容的客观反映，而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即高度商业化、媒介化和表演性的情感劳动——进行系统性贬值的产物。这种贬值建构主要通过四重话语机制实现：其一，劳动的自然化与性别化，即将主播的情感技能归因为先天的外貌或性格优势而非后天习得的专业技能，并与女性特质相捆绑，从而在源头上消解其劳动价值；其二，劳动的琐碎化与非生产化，即通过玩乐/工作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将主播的在线陪伴、互动交流等核心工作内容trivializ(琐碎化)为聊天、玩乐，使其与真实的、创造有形价值的生产劳动相对立；其三，劳动关系的道德化与病态化，即将主播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连接（准社会关系）建构为一种不正当的、具有欺骗性或剥削性的情感诱骗，而非一种专业的情感服务；其四，劳动过程的平台化与隐形化，即平台算法逻辑遮蔽了主播为迎合推荐机制、维持数据流量所付出的算法劳动，使其可见的轻松表现与（少数人的）高额回报之间显得极不相称，从而强化了其不劳而获的负面形象。本研究认为，情感劳动贬值的社会建构，是传统工业劳动伦理、性别权力结构与数字资本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固化了对主播职业的污名，也深刻反映了社会在承认和估价新型数字劳动形态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与滞后。

关键词：网红主播；职业污名；情感劳动；社会建构；贬值

二、引言

在过去的十年中，以直播、短视频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异军突起，深刻地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版图与文化景观。作为这一浪潮的核心驱动者与标志性符号，网红主播已从最初的边缘亚文化现象，演变为一个吸纳了数千万从业者、撬动万亿级市场规模的庞大新兴职业。他们不仅是数字内容的生产者、商品流通的加速器，更是当代社会中一种新型人际互动与情感连接的枢纽。主播们凭借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个人魅力或娱乐才能，在虚拟空间中集聚了巨量的关注度，并将这种注意力资本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收益。

然而，与这种蓬勃的经济活力和巨大的社会渗透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红主播这一职业长期以来所背负的、难以摆脱的社会污名。在主流社会话语中，网红一词本身就常带有轻浮、浅薄、甚至贬损的色彩。尽管头部主播的收入堪比一线明星，但整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却始终处于中下水平。他们常常被公众、媒体乃至政策制定者与不务正业、一夜暴富、内容低俗、拜金主义、精神鸦片等负面标签相联系。这种经济成功与社会声望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社会学问题。

现有的学术探讨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这种污名化现象。一些研究从职业社会学出发，将其归类为一种非传统工作，其灵活、居家、不稳定的特性挑战了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业组织形态，因而受到排斥。另一些研究则从道德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主播（特别是娱乐主播）所依赖的打赏模式，被视为一种非生产性的虚拟经济，其不劳而获的表象冲击了社会主流的劳动价值观。还有研究聚焦于媒体呈现，指出负面个案（如主播偷税漏税、发表不当言论、内容低俗等）被媒介系统性地放大，导致了对整个群体的刻板印象与道德恐慌。

这些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它们似乎都未触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网红主播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如果他们的工作内容本身不被社会承认为一种合法的、有价值的劳动，那么基于此的污名化便是不可避免的。本研究认为，网红主播，特别是那些以互动、陪伴、娱乐为主的主播，其核心的工作内容，正是一种高度强度、高度技巧化的情感劳动。这一概念由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提出，指个体为了在公共场合展现某种特定的情绪状态（如热情、愉悦、关心），而对自我情绪进行的管理和调适，以换取薪酬。主播们需要长时间保持积极情绪、与成百上千的观众进行即时互动、营造亲密感和社区归属感、并巧妙地处理负面评论和黑粉攻击，这无疑是情感劳动在数字时代最极致的体现之一。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论点是：网红主播的职业污名，其根源并不在于这一职业本身真的没有价值或伤风败俗，而在于其核心的情感劳动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系统性地贬值了。这种贬值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话语实践和社会机制被建构出来的。

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研究问题是：社会主流话语（包括媒体、公众、平台等）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叙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