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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及案例

引言

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之基、健康之本。从田间地头的粮食到药店里的药品，每一件入口入体的产品都直接关系着群众的生命健康。然而，总有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甚至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在药品中使用无效成分。这些行为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可能引发群体性健康事件，动摇社会对食品药品安全的信任。本文将围绕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类型、特点、典型案例展开分析，并探讨法律规制与社会共治的重要性，以期为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和”药盒里的可靠”提供参考。

一、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基本类型与特征

（一）常见犯罪类型解析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并非单一罪名，而是刑法中多个罪名的集合。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常见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类犯罪指向的是食品本身不符合国家强制安全标准，例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糕点，微生物指标超标的散装熟肉制品，或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等。这些食品虽未直接添加有毒物质，但长期或大量食用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慢性中毒等健康问题。

第二类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前一类的本质区别在于”故意添加”——在食品中掺入非食品原料的有毒有害物质，如用工业酒精勾兑白酒、在火锅底料中添加罂粟壳、用瘦肉精喂养生猪等。这类行为主观恶性更大，对人体伤害更直接，可能导致急性中毒甚至死亡。

第三类是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罪。假药包括以非药品冒充药品、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或国务院药品监管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劣药则指成分含量不符合标准、被污染、超过有效期等情形。例如，将淀粉压片冒充降压药，或回收过期注射液重新包装销售，均可能延误患者治疗甚至危及生命。

第四类是非法经营罪在食品药品领域的延伸。例如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却大规模加工预包装食品，或未经批准进口境外未上市药品（如某些抗癌药）进行销售。这类行为虽不直接涉及产品质量问题，但破坏了市场准入秩序，增加了产品来源的不可控风险。

（二）犯罪行为的典型特征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之所以难以根治，与其行为特征密切相关。首先是隐蔽性强。不法分子常选择城乡结合部的民房、废弃工厂作为生产窝点，生产时间多集中在夜间，销售渠道通过微信、直播等线上平台隐蔽交易，部分产品甚至伪装成”私房定制”“进口代购”逃避监管。例如某地查处的”手工阿胶糕”制售团伙，表面宣称”无添加纯手工”，实则在原料中掺入廉价明胶，生产环境满是灰尘，却通过朋友圈营销吸引大量中老年客户。

其次是链条化运作。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包装设计到物流销售，逐渐形成分工明确的犯罪链条。以制售假酒为例，有人专门回收名牌酒瓶，有人购买工业酒精和香精，有人负责包装贴标，有人通过烟酒店或电商平台分销，各环节人员互不相识，给全链条打击带来难度。

再次是危害后果滞后性。部分犯罪行为的危害不会立即显现，例如长期食用含铝超标的油条可能导致神经系统损伤，长期使用成分不符的中药制剂可能造成肝肾损伤。这种滞后性使得消费者难以及时察觉，也增加了取证和追溯的难度。

最后是犯罪主体呈现专业化趋势。部分从业者利用自身掌握的食品加工、药品生产知识，针对性规避检测。例如某食品工程师离职后，利用对检测标准的了解，在生产辣条时添加新型甜味剂（未被列入常规检测项目），使得产品长期通过抽检，却对儿童味觉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二、典型案例分析：从个案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一）食品领域：“毒腐竹”背后的利益驱动

某年，南方某县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抽检中发现，当地多家早餐店售卖的腐竹二氧化硫残留量严重超标（标准值≤0.1g/kg，实测值达0.8g/kg）。经溯源调查，锁定了一个家庭式加工窝点。该窝点由张某夫妻经营，为使腐竹颜色更亮、保存更久，在泡豆环节添加了工业硫磺（含砷、铅等杂质）。据供述，他们明知工业硫磺不可用于食品加工，但普通食用硫磺成本高（每公斤约15元），工业硫磺仅需3元，每斤腐竹能多赚0.5元。

案件调查显示，该窝点日均生产腐竹200公斤，通过流动商贩销往周边5个乡镇的早餐摊、超市，持续时间长达2年。长期食用这种腐竹的消费者中，多人出现喉咙刺痛、咳嗽等症状，部分儿童出现轻度肝损伤。最终，张某夫妻因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万元；下游销售商因未尽查验义务，被追究连带责任。此案暴露出小作坊监管盲区——基层监管力量有限，对分散的家庭式加工点巡查频率低，加上部分消费者更关注价格而非质量，客观上纵容了违法者。

（二）药品领域：“抗癌假药”的致命欺骗

近年来，随着境外新药信息的普及，部分患者通过”代购”渠道购买未在国内上市的药品。但其中一些所谓”代购”实为制假售假。某年，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药案：犯罪团伙从化工市场购买廉价原料（如淀粉、葡萄糖），在出租屋内用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