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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框架（《生物安全法》）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核心支撑，从微观的基因序列到宏观的生态系统，每一个物种、每一片栖息地都在维持生态平衡中扮演着独特角色。近年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远超自然速率的速度衰减——物种灭绝风险攀升、生态系统功能退化、遗传资源流失加剧，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生态安全，更与人类的粮食安全、健康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法律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器，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手段。在我国，《生物安全法》作为生物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风险防控、资源管理、公众参与等多个维度，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法律框架，为守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一、《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定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在关联

（一）《生物安全法》的功能边界与价值导向

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生物安全法》的出台，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系统规范生物安全相关活动，其功能边界涵盖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安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外来物种入侵和生物恐怖袭击等八大领域。这些领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显著交叉：例如外来物种入侵直接破坏本地物种生存空间，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不当利用会导致基因多样性丧失，病原微生物的扩散可能引发宿主物种大规模死亡。

从价值导向上看，《生物安全法》突破了传统“风险防控”的单一视角，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纳入立法目标。法律第一条明确“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其中“保护生物资源”直接指向生物多样性中的物种和遗传资源，“生态环境”则关联生态系统多样性。这种价值导向使《生物安全法》不仅是一部“风险应对法”，更是一部“资源保护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管理”的法律逻辑。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生物安全法》中的特殊地位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安全的基础。一个结构完整、功能稳定的生态系统，能够通过物种间的相互制约、资源循环等机制，有效抵御外来生物威胁（如入侵物种、致病微生物）；丰富的遗传资源则为生物技术研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素材库。反之，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加剧生物安全风险——例如森林退化导致啮齿类动物数量激增，可能增加人兽共患病传播概率；单一化农业种植模式降低了病虫害自然防控能力，迫使依赖化学药剂，进一步破坏生态平衡。

基于这种依存关系，《生物安全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至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高度。例如在“生物资源安全”专章中，法律明确“国家加强对生物资源保护和管理，制定生物资源保护名录，对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生物资源实行重点保护”；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控”部分，要求“建立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这些条款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生态保护的“从属地位”转变为生物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体现了立法者对生态规律的深刻认知。

二、《生物安全法》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制度设计

（一）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从源头到末端的立体保护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往往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和跨国性特征，传统“事后追责”的法律模式难以应对。《生物安全法》构建了“预防-控制-修复”的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覆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环节。

在预防阶段，法律强调“风险评估”的前置作用。例如要求“开展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应当进行风险等级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对于外来物种引入，规定“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预警、控制、评估、清除以及生态修复等工作”，通过早期预警阻断潜在威胁。以某省为例，当地林业部门依据《生物安全法》要求，在引进某观赏植物前开展生态影响评估，发现其具有强繁殖能力且缺乏本地天敌，最终否决了引进申请，避免了可能的生态灾难。

在控制阶段，法律明确“应急处置”的责任主体和程序。例如规定“发生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或者出现生物安全事件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中针对动植物疫情的处置特别强调“最小化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对于非法释放外来物种的行为，法律设定了“责令限期捕回、找回”的强制要求，并可处高额罚款，形成行为约束。

在修复阶段，法律提出“生态修复”的具体要求。例如“因生物安全事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应当用于生态环境修复”。这种“损害-修复”的闭环设计，确保了生物多样性受损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