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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现身拍卖市场？南京博物院回应

一、事件回溯：从捐赠到拍卖的时间线与舆论漩涡

2025年12月，一场关于“南京博物院馆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的争议，将公众目光聚焦于博物馆文物管理的透明度与规范性。这场风波的起点，要从1959年的一次重要捐赠说起。

据公开资料显示，1959年，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之孙庞增和携家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庞莱臣“虚斋旧藏古画”137件（套）。这批涵盖宋至清代的书画名迹，包括赵佶《鸜鹆图》轴、夏圭《灞桥风雪图》轴等珍品，一度被南京博物院官方称为“藏画中品质最精的一部分”。其中，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也在捐赠之列。

然而，故事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庞增和之女庞叔令与代理律师前往南京博物院查验捐赠文物时，发现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5幅画作“不知去向”。随后，南京博物院书面答复称，这5幅画早在1961年、1964年先后被张珩、谢稚柳等权威专家鉴定为“伪作”，并于上世纪90年代按规定“划拨调剂”，退出了馆藏记录。

2025年，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被认定为“伪作”的《江南春》图卷现身北京某拍卖行预展，估价高达8800万元。这一消息迅速引发舆论热议——原本属于博物馆的捐赠文物，何以出现在商业拍卖市场？庞家后人随即以“赠与合同纠纷”将南京博物院诉至法院，质疑捐赠文物的处置合理性；公众则追问：博物馆对捐赠文物的管理是否存在漏洞？“伪作”认定的权威性如何保障？文物处置的流程是否合规？

二、争议焦点：伪作认定与处置程序的合理性之辩

（一）“伪作”标签：专家鉴定的权威性与历史局限性

南京博物院对争议画作的处置依据，首先是1961年、1964年两次专家鉴定结果。1961年11月，张珩、韩慎先、谢稚柳三位书画鉴定界泰斗给出的鉴定意见是：“江南春图卷，伪，一般，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1964年，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组成的专家组再次鉴定为“假”。从程序上看，两次鉴定均由权威专家参与，符合当时的行业标准。

但争议在于：上世纪60年代的鉴定技术与今日相比存在明显局限。当时没有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如碳十四测年、X射线荧光分析等），鉴定主要依赖目鉴经验。以《江南春》图卷为例，专家提到“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说明画作本身存在部分真迹元素，但整体被判定为伪作。这种判定是否绝对？若以今日技术重新鉴定，结果是否可能反转？

更关键的是，庞家后人作为捐赠方，是否有知情权？据庞叔令描述，家族在捐赠时并未被告知部分藏品可能被认定为伪作并处置；而南京博物院在后续数十年间，也未主动向捐赠方反馈这5幅画作的去向。这种“信息差”加剧了双方的信任危机。

（二）处置程序：是否符合历史语境下的法规要求？

南京博物院在情况说明中强调，上世纪90年代对争议画作的处置是“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查该办法（1986年原文化部制定）第二十条规定：“对博物馆不再收藏的文物，应按规定程序申报，经批准后，可在文化（文物）行政部门系统内调剂、交换。”1997年4月，南京博物院向原江苏省文化厅提交《关于处理不够馆藏标准文物的报告》，申请将“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处理品）”调剂给省文物总店，同年4月21日获批准；5月8日，《江南春》图卷正式退出馆藏记录。

从程序上看，南京博物院的处置符合当时的法规要求。但问题在于：“调剂”是否等同于“流向拍卖市场”？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调剂对象应为“文化（文物）行政部门系统内”，而文物总店作为国有机构，理论上应承担文物保管与合法流通的责任。但《江南春》图卷最终出现在商业拍卖行，是否意味着在“调剂”后，文物总店或后续持有人突破了流通限制？这一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目前仍未完全公开。

此外，1997年的处置是否考虑了捐赠方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颁布，2002年修订）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的文物，非经捐赠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或者质押。”尽管1997年适用的是1982年版法律，但该条款已明确捐赠方的权益。南京博物院在处置前是否与庞家后人沟通？若未沟通，是否构成对捐赠方权益的侵害？这些问题成为法律诉讼的核心。

三、法律与伦理：博物馆对捐赠文物的责任边界

（一）捐赠文物的所有权归属：从“赠与”到“管理”的责任转移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庞家将137件书画赠与南京博物院后，所有权即转移至博物院，但博物院作为公共文化机构，需承担“妥善保管、合理利用”的特殊责任。这种责任不仅包括物理层面的保存，还包括对文物历史信息的记录、对捐赠方情感联结的尊重，以及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

《博物馆条例》（2015年施行）第二十二条规定：“博物馆应当建立藏品账目及档案。藏品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