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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9岁男孩凶手听到判决面无表情

一、血色1992：被甘蔗林吞噬的童年与跨越27年的追凶之路

1992年12月22日，广东湛江雷州市的冬日并不算寒冷，但9岁的李某平永远停在了这一天。当天上午，其父李某祥与同乡易庚华因工资纠纷发生争执；下午，易庚华径直来到李某平就读的小学，以某种借口将男孩带离校园，最终在北和镇的甘蔗园内用刀结束了他的生命。甘蔗林的枯叶掩盖了血迹，却掩不住一个家庭破碎的哭声——次日，李某平的遗体在甘蔗林被发现时，身上的伤口触目惊心。

这起案件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受害者是年仅9岁的幼童，更在于凶手易庚华选择了最残酷的”消失”：他潜逃27年，让一个家庭的痛苦持续发酵。李某平的姐姐李海玉，从1997年开始踏上追凶之路。这位普通农妇，没有刑侦技术，没有资源支持，却用最原始的方式坚持：走遍广东、广西、湖南多地，在老家蹲守，甚至与易庚华网聊3年多，通过日常对话确认其身份、收集证据。2020年5月，当易庚华在广西桂林落网时，李海玉的追凶历程已跨越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27年里，李海玉的生活被”找凶手”填满。她错过了结婚生子的年龄，错过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却始终未放弃为弟弟讨回公道的信念。这种坚持，既是血缘亲情的本能，更是对正义最朴素的渴望——“我弟弟不能白死”，这是她接受采访时最常说的话。直到2025年12月23日，当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易庚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这场跨越两代人的追凶才算暂时画上句号。

二、面无表情的凶手：冷漠背后的人性叩问

宣判现场，当法官宣布”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时，易庚华的反应令人心寒——他全程面无表情，既无忏悔，亦无慌乱，仿佛只是在听一场与己无关的审判。这种冷漠，与受害者家属的悲痛形成刺眼对比：李海玉攥着弟弟的旧照片，浑身颤抖；李某祥白发苍苍，双手握拳抵着额头，泪水无声滑落。

凶手的”无动于衷”并非个例。类似案件中，极端犯罪者的情感缺失往往成为公众愤怒的导火索。例如2025年11月引发热议的”14岁杀人犯案”，凶手在庭审中同样面无表情，甚至对无期徒刑判决毫无反应。心理学研究表明，部分严重暴力犯罪者存在反社会人格障碍，其情感共情能力极度匮乏，对他人痛苦缺乏感知，对法律威慑也缺乏敬畏。易庚华的冷漠，正是这种人格特征的典型表现——他可能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也从未对自己的罪行产生过一丝悔意。

这种冷漠，对受害者家属而言是二次伤害。李海玉曾在采访中说：“哪怕他掉一滴眼泪，我也觉得他还有人性。”但易庚华的无动于衷，让家属的情感创伤更难愈合。对公众而言，这种冷漠则加剧了”严惩凶手”的诉求——人们无法接受一个夺走无辜生命、让家庭破碎27年的人，在审判时连基本的情绪波动都没有。

三、死缓之辩：证据瑕疵下的司法权衡

易庚华被判处死缓而非死刑立即执行，核心原因在于”量刑证据存在瑕疵”。法院明确指出，公诉机关未能提供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关键证据。这些证据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案件证据链的完整性：现场勘查笔录能还原案发时的具体情形，尸体检验报告则是确认死亡原因、作案手段的关键依据。由于案发时间是1992年，受限于当时的刑侦技术和证据保存意识，部分原始证据可能已灭失，导致公诉机关在27年后重新追诉时难以补全。

这一判决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方面，公众难以理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故意杀人案为何不判死刑立即执行；另一方面，法律界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即使犯罪事实清楚，若关键证据存在瑕疵，司法机关也不能突破证据规则。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其适用必须建立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这是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后防线。

从司法实践看，死缓的适用需综合考量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本案中，易庚华的犯罪手段残忍（针对幼童、持刀捅刺）、犯罪后果严重（导致无辜生命消逝、家庭长期痛苦）、主观恶性极深（因琐事迁怒幼童并潜逃27年），本应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范畴。但证据瑕疵的存在，使得法院在量刑时不得不采取审慎态度。这种”权衡”，本质上是司法理性对程序正义的坚守——它或许不符合部分公众对”快意恩仇”的期待，却体现了法治社会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四、追凶与法治：27年积案背后的进步与反思

这起案件的另一条主线，是”27年积案”的侦破与追诉。1992年案发后，易庚华潜逃，案件一度陷入僵局；2020年落网后，湛江市检察院曾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因受害者家属申诉，广东省检察院复查并补充证据，最终启动追诉程序。这一过程，既展现了民间追凶的坚韧，也反映了我国刑事追诉制度的完善。

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犯罪，追诉时效为20年。但本案中，易庚华潜逃期间未再犯罪，理论上已过追诉时效。然而，《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