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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法律优化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财政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贯穿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我国建立了“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支出由中央统一规定，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在当时对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弊端逐渐显现。

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开始，我国财政体制向“包干制”过渡，历经多次体制调整与改革，如“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0年）、“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5年）以及多种形式的地方财政包干办法（1988年），旨在扩大地方财权，调动地方理财的积极性。然而，包干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利益，可能出现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情况，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994年，我国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分税制改革，实行“分支出、分收入、分设税务机构、实行税收返还”的“三分一返”财政管理体制。此次改革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建立了相对规范的收入划分体系，设立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机构，奠定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促进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理顺和财政实力的增强。此后，我国不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预算管理制度改进，税收制度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逐步建立。

财政分权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合理的财政分权能够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能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能够制定更贴合实际的政策，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财政分权还能促进地区间的竞争与合作，激发地方经济的活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但当前我国财政分权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部分地方政府事权过重，财权相对不足，导致财政压力较大；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完善，存在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影响了财政资源的均衡分配。这些问题制约了财政分权优势的充分发挥，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深入研究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法律问题，对于完善我国财政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丰富和完善财政法学理论，为财政分权提供坚实的法律理论支撑；从实践角度出发，能够为解决财政分权中的实际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促进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财政运行效率，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财政分权法律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部分学者从历史演进角度，梳理了我国财政体制从统收统支到分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财政分权的特点、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分税制改革虽取得显著成效，但在事权与财权划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在法律制度构建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财政分权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如公平、效率、法治等原则，认为应通过立法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力和责任，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完善财政监督机制。还有学者研究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制度，提出要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转移支付的法制化水平，以增强地区间财力均衡。

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研究深度上，对于财政分权中一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如政府间财政争议的解决机制等，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案。在研究广度上，对一些新兴领域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够，如数字经济背景下财政分权面临的新挑战，以及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国外对于财政分权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理论方面，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上具有信息优势，能够更有效率地满足居民需求。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则强调了政府间竞争、激励机制等因素在财政分权中的作用，认为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在实践中，美国、德国等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财政分权模式。美国通过宪法和相关法律，明确划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建立了以共享税为主、专享税为辅的税收体系，以及较为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德国实行财政平衡制度，注重地区间财力的均衡，通过纵向和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够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

尽管国外研究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由于国情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我国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历史文化等方面与国外存在差异，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批判性地吸收国外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当前国内外研究在财政分权法律制度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上存在空白，未能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对财政分权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及时适应这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