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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镜秘府论》“法式”论窥探中日古代诗学交融与演进

一、引言

1.1研究缘起与意义

《文镜秘府论》由日本僧人遍照金刚（空海）于平安时代初期编撰，成书时间约在9世纪初。彼时，日本积极摄取中国文化，空海作为遣唐使赴唐留学，归国后撰写此书。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六朝至中唐时期的诗文理论，涵盖声律、对偶、病犯、体势等诸多方面，对日本汉诗创作与诗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日本汉诗学的奠基之作。

“法式”论作为《文镜秘府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详细阐述了诗文创作的规则与方法。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在古代诗学领域意义重大。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诗文创作规则的窗口。古代诗文创作有着严格的规范要求，从声律的和谐优美到对偶的工整精巧，从病犯的规避到体势的营造，这些规则是古代诗文独特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通过研究“法式”论，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古代诗人在创作时遵循的原则和技巧，如在声律方面，了解四声八病说对诗歌韵律的具体规定，从而更好地理解古代诗歌的音乐性。这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古代诗学的发展脉络。“法式”论继承和发展了前代诗学理论，同时对后世诗学产生启发。研究它可以梳理出从六朝到中唐诗学理论的演变轨迹，看到诗学观念在不同时期的传承与创新。

在文化交流研究层面，《文镜秘府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结晶。空海在中国学习期间，广泛涉猎中国的文化典籍和诗文理论，回国后将这些知识整理成《文镜秘府论》，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研究“法式”论能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强大辐射力，以及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转化。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研究的独特视角，通过对比中日两国在诗文创作规则理解和运用上的异同，探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变异现象，进一步丰富文化交流研究的内涵。

1.2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外学界对《文镜秘府论》的研究成果丰硕。在日本，自该书诞生以来，便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早期日本学者主要围绕文本的校勘训诂展开研究，如江户时代的学者对《文镜秘府论》进行注释和解读，试图准确理解书中的诗文理论。近代以来，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考》堪称经典之作，该书运用文献学、历史学等方法，对《文镜秘府论》的版本、源流、内容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证，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兴膳宏等学者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分析《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探讨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清末杨守敬从日本访得《文镜秘府论》抄本，使其重新进入中国学者视野。此后，罗根泽、郭绍虞等学者开始利用书中资料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如罗根泽从《文镜秘府论》中钩稽出佚名的《文笔式》，撰写《文笔式甄微》，探讨隋代文学理论；郭绍虞则在其系列论文中，借助《文镜秘府论》的材料研究中国诗歌声病问题。当代学者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对该书进行全面的版本调查、校勘和汇考，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诸多错误，为学界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文本依据。

然而，当前研究在“法式”论方面仍存在不足与可拓展空间。现有研究对“法式”论中一些概念的阐释不够深入，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对于声律论中的某些术语，不同学者的解释存在差异，这影响了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在研究视角上，多集中于从文学理论角度分析“法式”论，缺乏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法式”论与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如声律论与音韵学紧密相连，从跨学科角度研究能更全面地揭示其内涵。在研究内容上，对“法式”论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以及其与日本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具体情况研究不够细致，未能充分展现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是基础，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的不同版本进行细致比对和研读，结合同时期及前后相关的诗文理论著作，如南朝沈约的《四声谱》、唐代王昌龄的《诗格》等，深入挖掘“法式”论的内涵和渊源。在版本选择上，参考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所采用的底本和校本，力求准确理解文本原意。比较研究法也十分关键，一方面将“法式”论与中国古代其他诗学理论进行对比，如与《文心雕龙》的声律、对偶理论对比，分析其异同，揭示“法式”论在古代诗学体系中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对比“法式”论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与接受差异，从文化背景、审美观念等方面探讨造成差异的原因。

在研究视角上，突破传统的单一文学理论视角，引入文化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从文化学角度，分析“法式”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声律论与音韵学的关系，探讨对偶理论与语法结构的联系，以更全面地理解“法式”论的本质。在观点上，本研究提出“法式”论不仅是对中国古代诗文创作规则的总结，更是在中日文化交流背景下，经过日本文化过滤和改造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