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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近代：《大清律例》与两部近代刑法典总则性定罪量刑规定之比较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大清律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集大成的法典，自乾隆五年（1740年）颁行后，在清朝的法律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长达百余年。其制定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不断修订，以《大明律》为蓝本，融入了清朝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体现了封建法律的高度成熟和严密体系。它不仅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多方面的法律规范，呈现出诸法合体的特征，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以礼入法，将道德规范与法律制裁紧密结合，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规范和调整。

1910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是清朝末年法制变革的重要成果，它处于从传统封建法律向近代法律转型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社会的变革，使得传统法律体系难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大清现行刑律》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大清律例》的基本框架和部分传统内容，但也开始引入一些西方近代法律的理念和制度，如对民事、商事法律关系的初步区分，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体现了对传统法律的改良和对近代化的探索。

1911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则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标志着中国刑法从传统向现代的重大转变。它在立法理念、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全面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的刑法制度，采用了罪刑法定、刑罚人道主义等现代刑法原则，摒弃了诸法合体的传统模式，将刑法从其他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构建了全新的刑法体系。《大清新刑律》的出台，是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对后来中华民国时期的刑法以及新中国刑法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这三部法典在总则性定罪量刑规定上的比较，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历史角度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从传统封建法向近代法演变的复杂过程，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提供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资料。从现代法学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对三部法典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刑法体系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从而更好地把握现代刑法的基本原理和价值取向，为现代刑法的理论研究提供历史借鉴。在实践层面，对于完善当代中国刑法体系、合理制定刑事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能够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避免重蹈覆辙，推动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

1.2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的原始文本，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档案、官方奏疏、学者著述等资料，深入了解三部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立法意图、具体内容和实施情况，为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同时运用比较分析法，对三部法典在总则性定罪量刑规定上的异同进行细致的对比，包括对犯罪概念的界定、刑罚种类和适用原则、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等方面，剖析其背后的法律理念、社会因素和文化差异，揭示中国刑法从传统到近代演变的规律和特点。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多维度进行深入剖析，不仅关注法典条文的表面差异，还深入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层次原因，全面展现法律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二是注重挖掘法典中的法律文化内涵，分析传统儒家文化在《大清律例》中的体现，以及西方近代法律文化对《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的影响，揭示法律文化在法律变革中的传承与创新。三是将三部法典放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突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大清律例》的研究较为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有的从历史发展角度阐述其形成过程、修订历程以及在清朝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的从法律文化角度探讨其蕴含的儒家思想、礼教观念以及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关系；还有的从具体法律制度入手，研究其在刑事、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规定和实践。如张晋藩先生的《中国法制通史》（清代卷）对《大清律例》的全面介绍，包括其立法背景、主要内容、特点及历史影响，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法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探讨它们在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分析其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与传统法律的冲突与融合。

国外研究方面，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他们通过翻译、解读《大清律例》等中国古代法典，试图理解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如英国人乔治?托马斯?斯当东于1810年将《大清律例》翻译为英文，使西方世界首次较为全面地了解到中国古代法典的内容。一些汉学家和法律史学家也对清末法制改革及相关法典进行研究，从跨文化的视角分析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国法律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