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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博物馆的幕后

随着国家对科普事业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加大，国内科技馆和科技类博物馆的数量迅速增加，仅按2021年科技部的统计数据，全国科技馆的数量就高达661座，而科技类博物馆更是多达1016座。这些科技馆和科技类博物馆的规划、策展、运行和传播效果究竟如何，自然成为科学传播专业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多。不过，由于学术积累的原因，在研究的选题、视角、质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以学术标准看，往往存在表面化、政策解读化、工作总结化等非学术倾向。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有着重要价值。

近日，由专门研究博物馆的英国人类学家麦夏兰女士所著、科技博物馆研究学者李响和楚惠萍翻译的《科学博物馆的幕后》一书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样本。麦夏兰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从事人类学和博物馆研究多年，著述诸多、影响深远。实际上，《科学博物馆的幕后》在20多年前就已出版，是她诸多著作中的一本。

人类学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研究和学术积累的学科，现在早已脱离了只关注原始的、不发达地区和人群的“异文化”的研究，而是在保留和发扬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坚持其文化立场和观念的前提下，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社会不同领域，从文化等角度对人们理解社会不同人群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从以科学和科学家为对象的科学人类学来说，像拉图尔等人早期研究科学实验室的《实验室生活》，可以说是开创性的经典之作，并促进了后来“实验室研究”这一领域的迅速发展。

人类学研究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但其最具独特性的在于研究方法为田野调查、成果呈现为民族志书写。这正如麦夏兰在《科学博物馆的幕后》一书中所说的，“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我很幸运能够在科学博物馆里待上几个月，看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工作，和他们讨论，然后和观众做同样的事情。这意味着我可以亲眼观察到工作人员和观众做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做的，而不仅是依靠他们事后的回忆——尽管这也很重要。

在这本著作中，麦夏兰以民族志的形式描述了她从头到尾参与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新展项“引人深思的食品”的经历，包括从最初策划设计到实施完成，再到对展出效果的调查和总结。过去，田野调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法，但随着研究环境、学术环境等变化，那种耗时费力、动辄数年的深入田野的观察法已无法适应当下对研究的各种要求，于是参与式快速评估法等研究方法应运而生并被广泛采用。不过，快有快的好处，更有快的缺陷，它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不够深入。麦夏兰在研究中坚持了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式，她既是这一展项工作的全程观察者，也是部分参与策展团队具体工作的工作者，更是事后对之进行回顾、分析和总结的研究者。

这本民族志著作《科学博物馆的幕后》是研究的最终成果。麦夏兰通过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以“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对于展项整个过程中各个重要的环节，进行了夹叙夹议式的详尽描述和评论。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如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影响等，到科学博物馆的具体运作机制，从工作人员的人际关系、对展陈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变化，到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困惑，从对展品、解说方式上的选择、调整和认知，到经历各种变通和妥协而最终落实的方方面面，作者都有所呈现。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才真正打开了科学博物馆运作的“黑箱”，最大限度还原了黑箱内错综复杂的多种行动者及其之间的互动。

麦夏兰的研究工作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为人们提供了理解科学博物馆的新视角、新内容。其中一些不同寻常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像“引人深思的食品”这样的展览，并不是传统科技类博物馆所展出的主题，而是更接近于类似“生活科学”的内容，这其实是科技类博物馆在展陈内容上的某种转变。这让笔者联想起若干年前，曾在指导一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时，希望他以人类学的方式，长期参与国内一个“观鸟”组织的活动。同样，在“标准”的科普活动类别中，观鸟也不是一个被重视和认可的选项。因而，科普内容上的突破、选择和变化，显然应引起我们重视和思考。

其二，我们可以设想，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像麦夏兰所做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发表是否会顺利？至少在科学传播领域很难。原因既有人们对民族志这种写作方式的不熟悉、不认可，也有我们对于学术论文和专著等写作方式的刻板、僵化的理解。前面提到的那篇学生以人类学方式研究观鸟的论文，最终只能收录于我和朋友主编的以书代刊的文集中。这表明，其实我们对于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可，需要在观念和体制上有所变化。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最后部分的“评估”研究。实际上，这些年，笔者也曾参加过国内一些科普场馆或科普活动评估项目的结题验收，但那些评估报告大多比较形式化，也大多没有新意。事实上，麦夏兰对于展陈效果和受众的实际反应的研究并没有确切地标明此为“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