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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师伪证罪”存废问题的探究

一、律师伪证罪概述

1.1概念界定

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律师伪证罪”的正式称谓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该罪名主要针对刑事诉讼中的特定主体，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其中律师是主要群体），其行为表现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以及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一旦触犯此罪，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罚；若情节严重，刑罚则加重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刑法也明确指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只要不是有意伪造的，便不属于伪造证据范畴。

1.2历史沿革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率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予以规定，标志着我国在规范律师诉讼行为领域踏出关键一步。此法规明确禁止律师等特定主体在刑事诉讼中实施毁灭、伪造证据等行为，初步搭建起对律师伪证行为的法律约束架构。随后，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一步细化并完善相关内容，正式在刑法中确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一罪名，切实将规范律师伪证行为纳入刑法体系。

二、律师伪证罪存废之争的主要观点

2.1主张保留的观点

部分学者与实务工作者认为律师伪证罪有保留的必要。从社会现实角度出发，确实存在部分律师为帮助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而不择手段的现象。当下律师行业自律机制尚未完善，通过立法加以约束显得尤为必要。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虽然该罪名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能将司法非良性运作的结果简单归咎于罪名的设立。律师伪证罪的存在对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维护司法秩序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例如，在某些案件中，正是因为有此罪名的存在，使得部分律师在取证、代理过程中更加谨慎，不敢轻易触碰法律红线，从而保障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2.2主张废除的观点

主张废除律师伪证罪的观点也颇具影响力。在立法技术层面，该罪名存在明显缺陷，罪状表述模糊，导致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例如，对于“引诱”这一关键行为的界定，缺乏明确清晰的标准，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律师的某些行为是否构成“引诱”证人作伪证难以准确判断，容易造成对辩护律师罪与非罪界限认定的模糊。从职业平等角度而言，以律师为主体单独设立此罪，涉嫌对律师职业的歧视。在实践中，该罪名还容易被用作职业报复的工具，一些律师因在刑事辩护中积极履行职责，与侦查、公诉机关产生对抗，就可能面临被追诉律师伪证罪的风险，这对律师的正当辩护行为造成了极大阻碍，不利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健康发展。

三、律师伪证罪存废争议的原因分析

3.1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自律师伪证罪入法后，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涉嫌伪证罪被抓的案件数量显著上升，但最终能够被定罪的比例却很低。据统计，1997年至2010年间，有109名律师因律师伪证罪被追诉，然而最终被判处有罪的仅有31人。全国律师协会对23个案例的统计分析显示，其中11个案件中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超过5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律师伪证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这反映出在对律师伪证行为的追诉过程中，可能存在追诉标准不统一、证据收集与审查不严谨等问题，导致一些不应被追诉的律师被卷入诉讼；另一方面，也表明该罪名在实际应用中存在认定困难的情况，使得真正构成犯罪的律师难以被准确惩处。

3.2法律条文的模糊性

律师伪证罪相关法律条文在罪状描述上存在模糊之处。例如，“引诱”这一行为的界定富有弹性、含混不清。在实践中，律师在取证过程中，可能会通过一些技巧性的询问来引导证人回忆相关事实，这种询问方式与“引诱”行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如律师在告知被告人经查证属实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时，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正常的法律告知行为，而有人则可能根据律师的口吻或眼神判断为律师在唆使其指控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这种模糊性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伪证罪，难以形成统一、明确的判断标准，增加了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

3.3职业利益冲突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作为辩护人，其职责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侦查、公诉机关则承担着指控犯罪的职责。这种对抗性的诉讼结构，容易导致双方在职业利益上产生冲突。在一些案件中，当出现证人翻供、律师提供的证据存在瑕疵等情况时，侦查、公诉机关可能会将矛头指向律师，认为律师存在伪证行为，从而对律师进行追诉。例如，在某些案件中，律师通过调查取证，找到了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这可能会与侦查机关前期收集的证据产生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