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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困境剖析与路径重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儿童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承载着社会发展的希望，在人口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竞争力。儿童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培养儿童具备良好的品德、知识和技能，有利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和国家竞争力，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然而，近年来虐童行为频频发生，刺痛着社会的神经。从家庭内部父母的不当管教，到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中教师的恶劣行为，虐童事件的形式多样，手段残忍。如韩国蔚山某公立幼儿园老师强迫3岁儿童喝水直至呕吐、让学生互殴，在短短两个月内虐待40多个孩子高达660次；中国温岭虐童案中幼师揪儿童耳朵使其双脚离地等。这些行为不仅给儿童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伤害，造成皮外伤、残疾甚至死亡，还对儿童的心理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导致儿童产生心理创伤，影响自尊心和自信心，形成敏感多疑、自卑内向、懦弱恐惧和极端偏执的性格，甚至可能出现自残、自杀和报复社会的行为。

虐童行为的频发，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序良俗，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愤慨和对儿童保护问题的深刻反思。它也反映出当前在儿童保护的法律制度、监管机制、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漏洞和不足，加强对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已刻不容缓，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1.2研究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深入研究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有助于完善刑法学中关于儿童权益保护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虐童行为的构成要件、刑事责任认定、刑罚适用等方面的探讨，可以填补理论研究的空白，进一步明确刑法在保护儿童权益领域的边界和作用方式，为刑法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使刑法理论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增强刑法理论的实践指导价值。

在实践方面，加强对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具有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明确而严厉的刑事法律规定能够对潜在的虐童者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其因畏惧法律制裁而不敢轻易实施虐童行为，从而有效遏制虐童行为的发生，减少儿童遭受侵害的风险。另一方面，当虐童行为发生时，完善的刑法规制能够为司法机关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确保对施虐者进行及时、公正的惩处，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法律救济和心理抚慰，切实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增强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虐童行为刑法规制体系。以美国为例，其关于儿童虐待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设已有100多年历史，自1874年纽约成立第一个防止虐童协会以来，逐步构建起全面的法律保护网络。1974年通过的《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为联邦各州规定了虐待与忽视的最低标准，涵盖父母或照管人实施的任何造成儿童死亡、严重肉体或精神伤害、性虐待或剥削的作为或不作为，此后历经多次修改，不断细化和完善相关规定。韩国则在2014年实施《儿童虐待犯罪处罚特别法》，并多次修订。2023年10月，韩国法务部对《虐待儿童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修订案进行立法预告，进一步加大对虐童犯罪的惩处力度，新设“虐待儿童致死未遂罪”，使加害者难以适用缓刑。这些国家在法律规定、制度建设、社会支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国内，学界对于虐童行为的研究也日益深入。随着虐童事件的频繁曝光，学者们围绕虐童行为的入罪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部分学者认为应将虐童行为单独入罪，设立“虐童罪”，以突出对儿童权益的特殊保护，明确虐童行为的独特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另一些学者则主张通过修改完善现有的虐待罪来规制虐童行为，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将对儿童负有照顾、保护或者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纳入其中，适当加重法定刑，以适应对虐童行为的惩治需求。在罪名设置和法律适用方面，针对非家庭成员实施的虐童行为，如何准确适用刑法条文，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现有罪名在适用时存在的困境与争议，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同时，学者们还关注到我国儿童保护法律体系之间的衔接问题，强调应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等相关法律之间的协同配合，形成全方位的儿童权益保护网络。

1.3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1.3.1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学术论文、法律条文、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梳理和分析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全面了解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深入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案例分析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收集和分析国内外典型的虐童案例，如韩国郑仁被养父母虐待致死案、中国温岭虐童案等，深入剖析案件的发生原因、行为特征、法律适用及处理结果，从具体案例中总结规律和问题，为理论研究提供生动的实践支撑，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比较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