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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文化认同的载体。从昆曲的婉转唱腔到景德镇陶瓷的精湛技艺，从端午节的民俗仪式到中医针灸的诊疗理念，非遗承载着我国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我国非遗面临着传承断层、滥用盗用、价值流失等诸多挑战，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

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富有创意”的非遗相关产品不断涌现，这些产品将非遗元素与现代设计、科技手段相结合，既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文化产业发展开辟了新路径。然而，创意产品的开发与传播也加剧了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复杂性——非遗的活态传承特性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刚性规定存在适配难题，创意转化过程中的权利归属、利益分配、侵权认定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系统研究我国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探索符合非遗特性与创意发展需求的保护路径，不仅是维护文化安全、促进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分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具体包括六大类：一是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是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是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是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是传统体育和游艺；六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有形文化遗产不同，非遗具有活态性（依赖传承人的实践活动存续）、传承性（通过口传心授、世代延续）、群体性（多为集体创作，权利主体模糊）、地域性（与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环境紧密相关）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其知识产权保护不能简单套用针对“独创性”“新颖性”的传统知识产权规则，需要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保护体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维护非遗主体的合法权益

非遗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群体或传承人的长期投入，但其“集体创作”特性往往导致权利主体难以界定，容易出现“无偿使用”“盗用篡改”等问题。例如，某些地区的传统民歌被未经授权改编为流行歌曲并盈利，却未向原传承群体支付任何报酬；部分传统技艺被企业擅自申请专利或商标，导致传承人失去对技艺的控制权。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可明确非遗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机制，保障传承群体与传承人的经济收益和精神权益，激发其传承积极性。

防止非遗的滥用与异化

在商业利益驱动下，部分主体对非遗进行随意改编、低俗化演绎，破坏了非遗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例如，某些民俗活动被简化为“网红打卡项目”，失去了原有的仪式感与文化意义；传统纹样被滥用在不符合其文化语境的商品上，导致文化符号的错位解读。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权利限制”与“侵权规制”，规范非遗的使用行为，防止非遗沦为单纯的商业噱头，维护其文化本真性。

促进非遗的创意转化与可持续发展

“富有创意”的非遗产品是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重要桥梁，而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转化的“保护伞”。一方面，通过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制度，可保护非遗创意产品的独创性，避免企业因“抄袭成本低”而不愿投入研发；另一方面，明确的知识产权规则能降低创意主体的合作风险，推动传承人、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合作，形成“非遗保护—创意开发—市场盈利—反哺传承”的良性循环，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一）保护现状：政策与实践的双重推进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法律+政策+实践”的初步保护框架：

在法律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基本依据，例如《著作权法》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保护范围，《商标法》允许将具有显著特征的非遗标志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如“景德镇陶瓷”“宣纸”等）。

在政策层面，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多次出台文件，推动非遗与知识产权保护融合，例如2023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

在实践层面，多地开展了非遗知识产权保护试点，例如苏州建立“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非遗项目提供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侵权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云南对傣族织锦、彝族漆器等非遗项目进行著作权登记，有效遏制了侵权行为。

（二）现存问题：适配性、操作性与协同性的三重挑战

尽管我国非遗知识产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