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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中的多次诈骗标准及案例

引言

在诈骗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多次诈骗”是一个关键的法律概念。它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更直接影响量刑的轻重——既可能成为将原本未达入罪数额的行为“累计入罪”的依据，也可能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提升法定刑幅度。然而，“多次”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如何界定“多次”与“连续诈骗”“单次诈骗”的区别？实践中又存在哪些争议？本文将结合法律规定、理论解读与典型案例，系统梳理诈骗罪中“多次诈骗”的认定逻辑与裁判规则。

一、多次诈骗的法律依据与核心要义

（一）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范基础

我国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以第266条为核心，该条概括性地规定了“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犯罪，并根据数额大小设置了三档法定刑。但对于“多次诈骗”这一情节，刑法未直接明确“多次”的具体标准，相关细化规则主要见于司法解释与司法政策。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即‘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二）多次诈骗的……”同时，该《解释》第五条进一步明确：“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此外，部分地方司法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更具体的指导意见，例如明确“两年内三次以上诈骗”可视为“多次”，或对“未达数额标准但多次实施”的行为如何累计入罪作出规定。这些规范共同构建了“多次诈骗”的法律框架。

（二）“多次诈骗”的核心价值：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双重体现

法律之所以将“多次”作为重要情节，本质上是基于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价。一方面，“多次”意味着行为人并非偶然实施犯罪，而是具有反复实施诈骗的主观故意，其改造难度更大；另一方面，多次诈骗可能涉及更多被害人，造成更广泛的财产损失和社会恐慌，社会危害性显著高于单次诈骗。

例如，一名诈骗分子在一年内连续骗取三名老人的养老钱，尽管单次数额可能未达“数额较大”标准，但三次行为叠加，既反映出其“以诈骗为业”的主观恶性，也导致三名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均受侵害，这种情况下若仅因单次数额不足而不予刑事处罚，显然有违公平正义。因此，“多次”的认定既是对客观行为的量化，更是对行为本质的定性。

二、多次诈骗的认定标准与关键要素

（一）次数要件：数量要求与时间限制

“多次”的“多”在数量上如何界定？根据司法实践，通常以“三次以上”（含三次）为认定标准。这一标准既符合“多次”的文义解释（“多”一般指超过两次），也与我国刑法中其他“多次”类情节（如“多次盗窃”）的认定保持一致。

时间限制是另一关键要素。若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跨度过长（如十年前实施一次，五年前实施一次，今年实施一次），则难以体现“多次”所隐含的“反复性”特征。因此，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普遍将时间限定为“两年内”。例如，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两年内三次以上诈骗的，可认定为‘多次诈骗’。”这里的“两年内”一般从最后一次诈骗行为实施之日向前推算，若三次行为均发生在该时间区间内，则符合次数要件。

（二）行为要件：独立性与违法性判断

并非所有三次以上的诈骗行为都能被认定为“多次诈骗”。行为的“独立性”是核心判断标准，即每次诈骗行为需具备独立的犯意、行为过程与被害人。例如，行为人针对同一被害人，以“借款”为名连续五次骗取财物，若每次行为均基于同一诈骗故意（如虚构同一虚假事由），则可能被认定为“连续诈骗”而非“多次诈骗”；反之，若行为人分别针对不同被害人，或针对同一被害人但使用不同虚假事由（如第一次谎称生病，第二次谎称投资），则可视为独立的诈骗行为。

此外，单次行为的“违法性”也需考量。若某次行为因情节显著轻微（如诈骗数额仅几十元）或因被害人识破未得逞（但未达到“未遂”的严重程度），是否计入“次数”？实践中，通常要求单次行为至少符合“违法”标准（即具有社会危害性，虽未达“犯罪”程度但已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否则不宜计入。例如，行为人两次诈骗数额均为200元（未达当地入罪标准5000元），第三次诈骗数额为300元，三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