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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制的糊名誊录与社会流动

一、宋代科举制的转型与糊名誊录的产生

科举制自隋代创立以来，始终在“公平”与“效率”的张力中演进。唐代科举虽打破了九品中正制的“门第垄断”，但“行卷”“公荐”等制度仍让“人情”与“门第”渗透其中——考生提前向考官呈送文章、名人推荐信，考官凭“印象”打分，士族子弟仍占据进士的绝大多数。直到宋代，随着士族阶层在五代战乱中彻底衰落，皇权需要扩大统治基础、寒素子弟渴望突破阶层壁垒，科举制才真正迈出“平民化”的关键一步。而“糊名誊录”制度的创制，正是这一转型的核心抓手。

（一）宋代科举制的改革背景：从“门第取士”到“公平竞争”

唐代后期，“牛李党争”的本质仍是士族与寒门的权力争夺——李党代表的“五姓七望”（崔、卢、李、郑、王等家族），凭借累世的文化积累与政治人脉，垄断了科举的上层名额。据统计，唐代进士中士族子弟占比约70%，“门当户对”仍是婚姻与仕途的核心逻辑。但到了五代，连年战乱摧毁了士族的经济基础（比如庄园被焚、藏书散佚），也瓦解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后梁太祖朱温甚至将三十余名士族官员斩首于白马驿，史称“白马之祸”。

宋代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深刻意识到：若继续依赖士族，不仅会威胁皇权（士族可能形成政治集团），也会失去寒素子弟的支持（他们是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他提出“取士不问家世”的理念，试图通过科举将“天下英雄”纳入统治体系。但如何将“理念”变为“制度”？关键在于切断“考生身份”与“考官评价”的关联——这就是糊名誊录制度的最初动因。

（二）糊名誊录的创制与完善：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行

糊名制（宋代称“弥封”）的试点始于宋初。宋太祖开宝六年，有人举报考官李昉“用情取士”——录取的考生多是他的同乡与亲友。太祖立即将未录取的考生召入宫中复试，要求“试卷封其姓名”，这是糊名的首次尝试。到宋太宗淳化年间，糊名制被推广到殿试（皇帝亲考的最后一关）；宋真宗景德年间，又扩展到省试（礼部主持的全国统一考试）。

但糊名只能解决“认姓名”的问题，考官仍能通过“笔迹”辨认考生——比如某考生的字写得特别潦草，或有独特的笔锋，考官一眼就能认出。于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誊录”制度应运而生：朝廷设立“誊录院”，由专门的“书手”将考生的原卷（称“墨卷”）用红笔抄录一遍（称“朱卷”），再将“朱卷”交给考官评阅。为防止抄错，还设置“对读官”核对“墨卷”与“朱卷”，确保内容一致。

到宋仁宗时期，糊名誊录已成为全国科举的“标准流程”：考生交卷后，先由“弥封官”糊住姓名、籍贯、考号，编上“天字第一号”“地字第二号”等匿名编号；再送“誊录院”抄录，“书手”需用统一的字体（比如“欧体”）抄写，避免暴露笔迹；最后由“对读官”核对无误，才送考官评阅。这一套流程，彻底将考生的“身份信息”与“试卷内容”切割开来。

二、糊名誊录的运行机制与公平性突破

糊名誊录并非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一套“全流程的公平保障体系”。它通过“双重屏障+多重监督”，将科举考试从“熟人社会的人情游戏”，变成了“凭文取士的公平竞赛”。

（一）糊名：切断“姓名关联”的第一重屏障

糊名的核心是“匿名化”——让考官看不到考生的任何身份信息。宋代的糊名流程极为严格：考生在试卷上填写姓名、籍贯后，需将“家状”（个人信息页）折叠起来，由弥封官用厚纸糊住，再加盖“弥封印”，防止有人私自拆开。为确保万无一失，有的考场还会在糊名后，将试卷装入密封袋，再编上匿名编号。

这一制度直接终结了唐代的“行卷”传统。唐代考生为了“刷存在感”，会提前将自己的文章呈给考官或名人（比如白居易向顾况呈送《赋得古原草送别》），考官评卷时会优先考虑这些“熟人”的卷子。但在宋代，考官拿到的卷子只有匿名编号与文章内容，“行卷”彻底失去了作用——就算考生提前找考官“打招呼”，考官也不知道哪份卷子是他的。

（二）誊录：杜绝“笔迹辨认”的第二重保障

誊录是糊名的“补漏措施”。宋代的“书手”（抄卷人）需经过严格选拔：要么是没有科举资格的平民（比如没考过秀才的人），要么是低级官员（比如九品以下的吏员），防止他们与考生串通。“书手”抄卷时，需用红笔（与考生的黑笔区分），且必须模仿“馆阁体”（一种规范的楷书），不能有个人风格。抄完后，“对读官”会逐字核对“墨卷”与“朱卷”，如果发现抄错（比如“之”写成“乏”），“书手”会被打板子，“对读官”也会受罚。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誊录的效果：宋神宗时，大文豪苏轼担任考官，他的门生李廌（zhì）参加考试。李廌的文章风格很有辨识度——喜欢用“奇词怪句”，苏轼本以为能认出他的卷子，结果拿到“朱卷”后，根本找不到熟悉的笔迹。最后李廌落榜，苏轼感叹：“吾固知其不第也，然亦不能不为之惜。”这说明，誊录彻底切断了“笔迹与身份”的关联。

（三）双轨并行的监督体系：从考官到流程的全链条约束

糊名誊录之所以能奏效，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