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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流出地的多维度影响与发展路径探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时代意义

在当今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比上年增加618万人，增长2.2%。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农村地区的角度来看，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农民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主动选择。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原因，农民的收入水平往往较低，难以满足家庭的经济需求。而城市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工资待遇，吸引了众多农村劳动力前往。例如，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农民工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群体。

研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流出地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从微观层面来说，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变化。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许多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对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子女教育水平、增加医疗保健支出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些农村家庭通过外出务工积累了资金，得以翻新房屋、购买家电，甚至在县城购置房产，实现了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

从宏观层面来看，该研究对于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配置，还对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研究这些影响，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农村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可以根据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土地向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也可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村的交通、水电、通信等条件，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1.2国内外研究全景审视

国外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发展经济学领域，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随着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这些剩余劳动力会逐渐向工业部门转移，直至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农业本身对工业部门的贡献，强调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托达罗则认为，人口迁移是导致城市剩余劳动力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且会加剧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结构失衡，他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取决于在城市获得较高收入的预期与迁移成本之间的比较。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认为当迁移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会选择迁移，迁移本身是一种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

社会学领域，美国布朗大学的戈德斯泰因和哥茨柴德教授通过调查揭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分析了农村人口向外流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将关注的视角放在农村地区人口及其社会结构上来。

国内对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流动原因方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1994）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李强（2003）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及统计分析说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但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锁定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与目标，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规律，即“候鸟式”的流动，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回乡。

在流动特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量社会调查发现，年轻、未婚、男性以及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更偏好流动，而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不明显（张世伟，赵亮，2009）；在年龄构成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占绝对优势，女性的平均年龄较男性更低。

在对流出地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和家庭等多个层面。经济层面上，外出务工收入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改善。社会层面上，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问题等。家庭层面上，外出务工对家庭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改变了家庭成员的角色认知和家庭决策模式；提高了家庭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

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