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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理论视域下导游辞翻译：策略、实践与优化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国际旅游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旅游组织（UNWTO）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数达到15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达1.7万亿美元，尽管2020-2022年期间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随着全球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旅游业正在逐步复苏，预计到2024年国际旅游人数将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中国，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壮丽的自然风光，正逐渐成为全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2023年全年国内出游48.9亿人次，入境游客8203万人次。2024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总人数27.25亿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2.73万亿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英语翻译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导游辞作为旅游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导游在引导游客游览观光过程中所使用的讲解词，它不仅承载着向游客传递景点信息、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重要任务，还是连接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关键桥梁。优质的导游辞翻译能够精准地向国际游客传达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激发他们的旅游兴趣，促进旅游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有助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例如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旅游大国，每年吸引着大量的外国游客。然而，部分导游辞翻译存在质量问题，如用词不准确、语法错误、文化信息传递不当等，这不仅影响了外国游客对中国旅游资源的理解和欣赏，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功能翻译理论作为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为导游辞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强调翻译的目的和功能，注重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效果，与导游辞翻译的特点和需求高度契合。从功能理论视角研究导游辞翻译，能够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翻译目的，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提高导游辞翻译的质量，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旅游业发展和跨文化交流。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功能翻译理论方面，国外起步较早且成果丰硕。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率先提出并发展了功能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等原则的束缚。赖斯（KatharinaReiss）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中，首次将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提出了文本类型学，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和操作型，认为不同类型的文本应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为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弗米尔（HansVermeer）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目的论（SkoposTheory），强调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翻译过程中应优先考虑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功能和目的，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使翻译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更加注重翻译的交际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例如，在旅游宣传资料的翻译中，译者可根据目标市场的需求和文化背景，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写，以更好地吸引目标游客。随后，诺德（ChristianeNord）进一步完善了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忠诚”原则，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对译文接受者负责，也要对原文作者和翻译发起者负责，避免了目的论可能导致的译文与原文过度偏离的问题，使功能翻译理论更加系统和完善。

在旅游文本翻译研究领域，国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部分学者聚焦于旅游文本的语言特点和翻译技巧，如纽马克（PeterNewmark）将旅游文本视为信息文本和呼唤文本的结合体，指出在翻译时应注重信息的准确传递和对读者的感召力，可采用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结合的方法。另有学者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出发，研究旅游文本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如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提出的“文化转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活动，旅游文本翻译应充分考虑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差异，避免文化误解和冲突，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

国内对于功能翻译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翻译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创新。不少学者将功能翻译理论应用于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研究，如文学翻译、商务翻译、科技翻译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导游辞翻译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展开了探讨。一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导游辞的语言特点和翻译技巧，如对导游辞中词汇、句法、语篇等层面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还有学者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出发，探讨导游辞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提出如何在翻译中处理文化负载词、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等。然而，目前国内从功能理论视角对导游辞翻译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对于功能翻译理论在导游辞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