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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治理实践与反思

引言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快速的城市扩张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挑战：空气污染、水体黑臭、垃圾围城、生态空间萎缩等问题日益凸显，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治理作为破解“城市病”的关键抓手，已成为全球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治理领域探索了诸多实践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也暴露出深层次矛盾。本文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系统梳理城市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反思现存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提供参考。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探索

（一）政策法规体系：从“末端治理”到“源头管控”

我国已形成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涵盖大气、水、土壤、固废等领域的“1+N”政策法规体系。例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明确了治理目标与责任分工；2021年《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将“双碳”目标纳入城市发展全局，推动环境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地方层面，如《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结合城市特点细化治理措施，形成“国家统筹、地方落实”的治理框架。

（二）技术创新应用：智慧化赋能精准治理

数字技术为环境治理提供了全新工具，例如，浙江省“环保大脑”平台整合物联网、大数据、AI技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水质、污染源排放，实现异常数据自动预警与溯源；深圳市“智慧水务”系统通过布设10万余个监测传感器，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水环境监测网络，精准识别管网漏损与污染排放；北京市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实现对施工扬尘、露天焚烧等问题的动态监管。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治理效率，也推动环境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变。

（三）公众参与机制：多元共治格局初步形成

公众是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我国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模式，拓宽参与渠道：一是“垃圾分类”实践，全国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通过积分兑换、社区宣传等方式，居民参与率从2019年的不足20%提升至2023年的70%以上；二是“环境信息公开”，各级政府定期发布空气质量、水质等环境质量数据，开通“XXXX”环保举报热线，2023年全国受理群众举报线索120万件，办结率超95%；三是社会组织参与，如“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等环保组织通过公益诉讼、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监督等机制，成为政府治理的有益补充。

（四）生态修复工程：城市空间“留白增绿”

针对生态空间萎缩问题，各地推进“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程。例如，杭州市“西溪湿地”通过退耕还湿、清淤疏浚、植被恢复，将城市废弃地打造为国家湿地公园，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武汉市实施“两江三镇”绿道网络建设，串联起城市公园、湿地、滨水空间，建成绿道超2000公里；成都市通过“天府绿道”建设，修复破损生态系统，形成“一轴两山三环七带”生态格局，提升城市“绿心”功能。

二、城市环境治理实践的现存问题

（一）治理碎片化：部门协同与区域联动不足

环境治理涉及环保、城管、水利、交通等多个部门，存在“九龙治水”现象。例如，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中，环保部门负责水质监测，水利部门负责河道清淤，城管部门负责沿岸排污管控，但因缺乏统一协调机制，易出现“治理-反弹”循环。区域层面，跨行政区污染治理责任划分模糊，如京津冀大气污染中，传输通道城市因“搭便车”心理，治理积极性不足，导致区域协同治理效果打折扣。

（二）技术应用局限：“重硬件轻数据”与成本失衡

部分地区存在“为技术而技术”倾向，盲目采购高端监测设备，但忽视数据整合与应用。例如，某市投入数亿元建设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但因各部门数据不互通，形成“数据孤岛”，未能发挥预警决策功能。同时技术成本高昂制约了推广，如智慧环保平台建设、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项目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中小城市难以全覆盖。

（三）公众参与表层化：“形式参与”多于“实质赋能”

当前公众参与多停留在“垃圾分类宣传”“环保志愿活动”等浅层次，缺乏参与决策与监督的制度化渠道。例如，部分城市在垃圾焚烧厂选址过程中，虽召开听证会，但公众意见未被充分采纳，引发邻避效应；环境信息公开仍以“结果公开”为主，过程公开、数据可读性不足，普通公众难以有效监督。此外企业环境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偷排漏排，公众维权成本高、举证难。

（四）长效机制缺失：“运动式治理”依赖症突出

部分地方政府依赖“运动式治理”，如“环保督察风暴”“蓝天保卫战攻坚期”等集中整治行动，虽短期见效快，但缺乏常态化机制。例如，某市在督察期间关停大量污染企业，督察结束后因缺乏产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