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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俄文译本中人名意象转化方法探究

文学作品俄文译本中人名意象转化方法探究

赵新艺

摘要：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往往不仅具有称名功能，而且内涵丰富，一般来说，为了最大程度契合自己想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文学大师们十分重视人名的选用。因此如何在译文中最大程度还原人名原有的文化内涵，一直是文学翻译领域的重点及难点。本文将结合目的论的翻译法则，探究鲁迅作品俄译本中苏联翻译家们对人名及绰号的翻译方法，体会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意象转换。

关键词：人名翻译;翻译方法;文化意象

在19—20世纪之交，中俄之间的文学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密切交往。鲁迅作为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在中苏文学交流方面起到桥梁作用。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鲁迅称“俄罗斯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与此同时鲁迅则是苏联文学家和汉学家最早关注的，也是最早被译介到俄罗斯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之一。自1925年苏联著名汉学家王希礼第一次将《阿Q正传》译成俄语至今，鲁迅的小说已被全部译成俄语并多次出版。[1]

众所周知，鲁迅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诨号极具特色，作者通过自己敏锐独到的观察，依据不同的人物形象，采用不同的命名手法，使每个人名都极具寓意与内涵。而在俄文译本中这些人名是如何实现文化意象转化的，本文以弗米尔目的论为理论依据，对俄语转化中文人名的方法进行探究，旨在对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鲁迅作品中人名的含义

鲁迅曾说过：“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者诨名也不易。”[2]事实上，鲁迅经常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给自己小说人物的名称赋予丰富且独一无二的内涵。

例如，在作品《祝福》中，作者描寫了主人公祥林嫂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悲惨的一生。然而作者赋予了女主人公“祥”这个姓氏，本来寓意着幸福安详，然而她的现实命运却和这个名字截然相反，强烈的反差效果仿佛是作者对封建势力的批判与控诉。

在短篇小说《药》中，暗线人物革命者夏瑜和明线人物华老栓，这两个人的姓氏组成“华夏”一词，而华夏恰恰代表了中国。他们的遭遇也预示了当时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命运。

小说《孔乙己》中，作为穷读书人的代表孔乙己，他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戏谑中混度时日。而“孔乙己”这个绰号的由来作者在文章中也给出了解释：“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姓以及描红纸这两个文化符号显示出孔乙己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

除了上述命名方法，鲁迅还把风俗习惯，地方文化与人物名字相联系。例如在小说《风波》中作者提道：“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3]因此便出现了“九斤老太”，“七斤儿媳”，“六斤孙女”等人物名号。这样的命名方式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作品更加具有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表现出真实的风土人情，是文学源于生活的具体体现。

此外，在鲁迅的作品中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他们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姓名，而是作者根据人物外貌形象取的诨名、绰号。例如小说《药》中的“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风波》中的“麻子阿四”以及《阿Q正传》中的“赵白眼”等。

正所谓大师笔下无闲笔，一枝一叶总关情。鲁迅对其笔下人物的命名可谓独具匠心、启人深思。那么俄罗斯学者在翻译鲁迅作品时，是如何通过俄语来实现这些内含丰富又极具文化特色的名字绰号的意象转化呢？

二、鲁迅作品中人名的俄语翻译方法

20世纪70年代功能派翻译理论兴起于德国，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有结果的行为，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强调翻译是为了实现原文预期的交际目的。另外还要遵循“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前者指译文必须内部连贯，在译文接受者看来是可理解的，后者指译文与原文之间也应该有连贯性，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试图分析鲁迅作品中人名的俄语翻译方法。

笔者通过分析Н.Федоренко，А.Рогачева，Вл.Рогова等学者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文本中人物名字绰号的俄文表达，如《祝福》（?молениеосчастье?）中的祥林嫂——тётушкаСян-линь;《药》（?Снадобье?）中的红眼睛阿义——КрасноглазыйА-и;《故乡》（?Родина?）中的闰土——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