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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睢景臣喝彩——关于元曲《高祖还乡》的杂思

同是“高祖还乡”，司马迁与睢景臣笔下的场景截然不同。司马迁把镜头对准的是台上出演大戏的主角们；睢景臣则将目光瞄准了那个出了苦力搭起戏台子却被挤在角落里，只能踮着脚才能瞅两眼的看客。

将《史记高祖本纪》中的相关章节和元曲《高祖还乡》附后。

一个“史学”，一个“文学”，将两个不同种属的“高祖还乡”参照着读，兴许会有新的发现。

公元前169年，刘邦的那次“衣锦还乡”，绝非仅限于司马迁所记载的那些事、那些人。谁敢保证，当时的沛地全是纵酒放歌的“父老子弟”、“日乐饮极欢”的“诸母故人”，就没有睢景臣笔下的那么一个、几个甚至一大群“另类”人物？

司马迁笔所不及，是为所不取也。何以哉？早年的小亭长已成为帝王，刘邦的身份变了，人们的视角也变了。仰视权贵是畏惧权力、向往权利的心理反映。权利的诱惑力是让人能够得到实惠，“汉汤沐邑”的封赏，满足了人们的这一心理要求。而刘邦的“酒酣”、“击筑”、“歌大风”则是权力拥有者君临天下的快意与惆怅。这样的场景，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和谐场景。君臣一体、天下同乐，这大概是中国士大夫们所梦寐以求的政治局面。司马迁大书特书，不为过也。

被司马迁忽略了的或者说为所不取的那个角落里的场景，大约一千五百年后，由睢景臣作了补白，“文学”的真实与“史学”的真实在这里交汇，向人们展示出了一个全景式的“高祖还乡”，同时，也折射出了中国人对待“权利”的多元性的文化心理。然而可悲更为可怕的是，“皇权至上”、“是官强似民”、“十年寒窗苦，一朝跃龙门”等等的权利追逐、权力崇拜的文化心理，始终占据着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睢景臣们敢于蔑视皇权、追求人性平等的文化心理，则往往被视为“玩世不恭”被打入另册。这种不对称的文化生态，便产生了维系封建皇权专制统治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取向。

我们为睢景臣喝彩，是因为元曲《高祖还乡》在一片三呼万岁的文化氛围里，留下了一粒思想的火种。有人认为，元曲《高祖还乡》是借嘲讽刘邦来表达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其实，这种狭隘的理解，恰恰削弱了它的思想价值。如果说，阮籍的“广武叹”是以“英雄观”诅咒当权者的话，那么，睢景臣则是以纯平民的视角嘲弄权力者的淫威和鱼肉百姓的政权体系。而这种文化心态，与“杀尽不平方太平”的造反理论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是呼唤人性平等的文化诉求，后者则是诉诸暴力的政治煽动。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往往惧怕的是后者，对于前者则熟视无睹，反而觉得更能衬托出权利者的尊贵，统治者的“大头病”则由此而产生。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平民当皇帝的第一人。“文革”及其之前的史学界热衷于研究历代的“农民起义”，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最终被大地主阶级所窃取，进而导致政权性质的蜕变。元曲《高祖还乡》还原了这一蜕变的真实场景，但却给不出遏制这种蜕变的出路。从元曲《高祖还乡》中的“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的不屑，到阿Q“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自慰，中国的庶民们在愤恨、忍耐、幻想中挣扎了两三千年，最后还是画不圆那个圆圈。悲莫大焉！

由此，不由得使人质疑，当下的影视圈（包括中央台的《百家讲坛》）所热衷的历史题材，为什么仅仅钟情于“英雄”们的“伟业”，而不能像睢景臣那样把视觉放低，来扫描一下基层老百姓的文化心理呢？我想，在关于“刘邦文化”的研讨过程中，元曲《高祖还乡》是一个绕不过去，也不该绕过去的桩标。我们不能把“刘邦文化”仅仅视为“帝王文化”、“官文化”。的确，刘邦从他四十七岁芒砀斩蛇起义，到他五十五岁氾水之阳登极，前后仅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即从基层的亭长贵为至尊的皇帝。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如此之大的“政治进步”，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官场”之中是绝无仅有的。“文人尊孔子、官家尊刘邦”，这句戏谑之言想来也不无道理。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刘邦成功背后的民众和成功后的刘邦对民众的敬畏与宽容。

我们为睢景臣喝彩，是因为他提醒人们在赞美“英雄”的时候，不要忘记赞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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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