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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的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政府补贴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主要用于激励企业研发创新，但理论界对于政府补贴能否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争议。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三种观点。

（1）激励效应

持激励效应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补贴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主要通过资金提供和信号传递两种机制。

资金提供机制认为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正外部性，政府补助作为弥补企业创新溢出损失的一种补偿，通过直接的资金支持来降低研发投资的风险和成本，缓解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大部分学者研究不同国家的样本数据均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Bérubé和Mohnen（2009）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提高加拿大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康志勇等（2013）发现政府补贴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Hottenrott（2014）的研究认为政府补助通过资金提供机制能够有效分担研发风险，并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和能力。陈玲和杨文辉（2016）采用PSM方法克服内生性，发现政府研发补贴提高企业自身研发投入水平。赵树宽等（2017）的研究指出，政府补助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能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部分学者发现政府补贴的具有滞后的激励效应，姜宁和黄万（2010）发现政府补贴整体上对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滞后的促进作用。尚洪涛和黄晓硕（2018）以2008-2015年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也发现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滞后1-3期，而且国企比非国企表现更显著。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还具有异质性。张辉等（2016）发现政府补贴对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存在区域和产权性质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最强，西部最弱，而且对国有企业研发创新的推动作用弱于民营企业。Jin等（2018）实证发现政府补贴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并且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效果更大。

信号机制认为政府补贴可以向外界释放企业利好信号，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融资支持。王刚刚等（2017）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政府研发补贴通过资金支持渠道发挥的激励作用有限。利用PSM方法研究外部激励效应，发现政府补贴能够释放基于政府信用的技术认证和监督认证信号，使企业创新获得获得更多外部资本的支持。郭玥（2018）实证研究了政府创新补助具有信号作用，发现风险投资收到企业获得创新补助所传递出的技术优势积极信号会显著促进研发产出的增加，风险投资和关注度均表明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的存在。陈璐等（2019）全面分析了信号传递机制在政府补贴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创业板企业获得政府补贴能向市场传递企业经营良好的信号，使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从股票市场融资。

（2）挤出效应

持挤出效应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过多依赖于政府补贴，会减少自身的研发投入水平，从而导致企业整体研发投入水平下降。Wallsten（2000）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挤出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安同良等（2009）建立了企业与补贴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动态不对称信息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会引发企业的道德风险，企业发送虚假信息骗取补贴，导致创新补贴产生“逆向”激励作用。吕久琴和郁丹丹（2011）实证检验了政府创新补助会挤出企业的创新投资，当政府补助为研发投入的3倍时，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具有替代性。肖文和林高榜(2014)发现由于政府追求远期目标与企业追求短期目标形成了较大的冲突，政府补贴不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张杰等（2015）将政府补贴政策分为贷款贴息类型和无偿资助类型，研究发现贷款贴息类的政府创新补贴提高了企业自主研发投入，而无偿资助补贴对创新绩效没有促进作用。魏志华等（2015）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政府补助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且在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明显。Marino等(2016)的研究表明中高水平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挤出效应更明显。李万福等（2017）实证发现政府补贴会降低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但会提高企业整体研发投入水平。许世飞和雷良海（2020）以2013-2016年231家创业板公司为样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3）混合效应

还有研究认为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具有非线性关系。Liu等（2019）和宋鹏（2019）实证研究表明适度的补贴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但过度补贴会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呈倒“U”型关系。部分学者建立门槛模型，认为不同补贴强度区间内政府补贴的作用效果不同。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发现只有适度补贴才能显著激励企业创新，高额度补贴抑制了企业创新，补贴强度的适度区间为（0.0009，0.0399）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寻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