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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学者较国内学者对绿色投资的研究起步较早，且他们所得到的结论也基本一致。第一次对大气污染涉及的环保投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的是美国学者里昂节夫(1970)。罗马著名学者丹尼斯·梅多斯（1970）在其著作《增长的极限》报告中使用数学模型并带入数据计算得到了一个特殊结论，即如果按照目前的资源消耗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世界各国经济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会达到最大值，并且可能会引发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不可避免的衰退。日本学者新饭田宏(1990)在其建立的生产函数模型中加入污染治理部门对环境保护投资影响社会总产出和物价水平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环保措施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不合适的环保投资增长，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有可能会减慢经济增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益，导致大量失业，破坏经济平衡。

皮尔斯与沃福德(1997)在对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的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认为: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水平，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同，在有些国家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会减缓经济增长。JosefZechner(2001)构建新的经济学模型，对绿色投资对企业的行为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环保投资的增加会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会因为拒绝购买。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的股票，导致企业在融资时候资本成本增加，所以企业要想得到发展，必须进行更多的环保投资，在投资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最终才会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RobertPollin(2008)则对绿色投资必要性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如果奥巴马将绿色投资增加，则会进一步增加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他还指出，与绿色投资等额的其他支出，如果用于其他方面，则不会产生如此多的就业人数。韩国学者金炯局(2007)引入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南美洲联盟等区域能源投资合作的成功案例，认为东北亚地区的生态能源投资非常重要。但是，东北亚各国存在着各自的民族矛盾和纠纷，各国利益角度不同，限制了能源投资的共同进步。最后他们认为，大范围的环保投资合作应该不仅仅限定于能源领域，而应该在更加广义范围内的一揽子投资计划。英国著名学者伯尼斯·李(2009)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强调必须在国家层面的绿色投资合作才能保证绿色经济增长，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并且必须寻找替代性能源。田中伸男(2009)表明全球的生态环境为题必须通过全方位的生态环保、能源替代投资等方面的高度合作，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瓶颈和生态环境危机。

相比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绿色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仍

做了许多宝贵的理论成果。为了分析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速度相互作用关系和相互影响机制。孙冬煌在《环保投资增长规律及其模型研究》(2002)分析了国内外环保投资的数据资料，得出了环保投资的长期变化趋势，根据模型推导，构建了“污染平衡方程式”。他认为，在特定的期间内，生产技术不会有特别大变化的情况下，环保投资总量将会随着环境标准的提高而呈现正比例的增长关系。但是当经济增长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将会呈现稳态。这一结论已经被国内外学者的环保投资时间相吻合。孟耀(2005)认为绿色投资最主要用于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三个方面。绿色投资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是解决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的主要资本储备。同时更加丰富了绿色投资的内涵，他们认为绿色投资不只是对过去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进行治理，而且要在社会生产的期初就对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做好特定的预防，这样才能使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有效果。2005年，魏刚在《绿色投资的政策引力》认为:绿色投资仍然属于资本的一部分。但是资本本身都具有逐利性，如果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不能获得正的收益，投资者将会失去积极性。我国绿色投资规模占GDP比例较低。所以，政府必须在相应领域提供相应的鼓励政策。他还指出，在中国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价格因素和成本因素影响着绿色投资的因素。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大多数企业处于成本考虑，缺少减排和环保的积极性。政府在政策上必须进行制度鼓励，构建社会影响力来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张学清(2006)则把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描述了绿色投资对竞争增长的作用机制和贡献水平。苏婕(2009)从我国的实际角度出发，对该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证明了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随着对气候变化的广泛关注，绿色投资也吸引了更多学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从广义上讲，它指的是用于支持环境改善的社会投资，也称为环境投资。它包括对基础设施，工业污染处理和环境设施的项目的投资。之前的一些研究集中在分析影响绿色投资增长的决定因素上。Eyraud等人对绿色投资的宏观经济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调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