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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币锚到安全资产：

国际货币秩序变革中的中国路径1

一、货币的本质与国际货币秩序的四层架构

信用货币的本质，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信用关系，这是分析国际货币秩序的逻辑起点。长期以来，受苏联教政治经济学科书影响，国内很多教材将货币简单定义为“一般等价物”，并将货币的五项职能并列，而未能充分展开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层论断。以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为代表的教材探索特别值得重视，其将货币界定为“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更贴近马克思《资本论》原典精神（即价值尺度赋予货币以社会权力，流通手段使这一权力获得现实运动形式，二者统一构成货币的根本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货币职能在叙述体系上不是并列的，而是呈现某种层级递进关系。例如，原生职能：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统一；派生职能：支付手段（债权债务关系）；深化职能：贮藏手段（价值跨期转移）；拓展职能：世界货币（信用关系突破国界）。

基于此，国际货币秩序可解构为四个逻辑层次：

1.运行秩序（原生层L1：外汇市场），核心关切是体系运转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2.结构秩序（派生层L2：“中心—外围”结构），反映现行国际货币格局中核心货币与外围货币的不对称依存，即“结构性矛盾”所在。

3.规范秩序（深化层L3：规则与机制），例如涵盖IMF等多边协调安排，其效力受制于结构层的权力分布。

4.信用秩序（拓展层L4：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