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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恐合作中的证据标准统一

一、引言

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呈现跨国化、网络化、隐蔽化的发展态势，对全球安全秩序构成严峻挑战。为有效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各国普遍意识到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的紧迫性，但在实践中，证据标准的不统一已成为制约合作成效的核心瓶颈之一。不同国家因法系差异、法律文化传统、国内司法制度的不同，在证据的收集、保管、移送、采信等方面存在显著分歧，导致跨国反恐案件中，一国收集的证据往往无法在另一国获得认可，进而影响恐怖分子的引渡、起诉与审判。例如，某国依据本国法律收集的电子监控证据，在另一国可能因不符合其证据合法性要求而被排除，使得恐怖分子得以逃脱法律制裁。因此，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中的证据标准统一，已成为完善全球反恐治理体系、提升反恐行动效能的重要议题（王秀梅，2018）。

二、国际反恐合作中证据标准的现实困境

（一）不同法系下的证据规则差异

全球主要法律体系可分为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两者在证据规则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国际反恐合作中的证据互认。普通法系国家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强调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严格遵循传闻证据规则，即非亲身感知案件事实的证人所作的陈述通常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同时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求控方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让法官或陪审团对被告人的罪行没有合理怀疑的程度（沈宗灵，2014）。而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采用自由心证制度，法官依据自己的内心确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