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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行主，临时救急——典当行主的年终总结

凌晨三点的典当行柜台还亮着暖黄色的灯，我把最后一份当票存进档案盒，金属盒扣合的轻响在安静的店面里格外清晰。玻璃门上映出我沾着烟灰的袖口，旁边贴着的“24小时营业”标识被夜风吹得微微晃动——这是我开典当行的第七年，也是我第一次在年终总结里，不想只算营收和坏账，只想记记今年那些踩着夜色推门进来的人。

开春的第一笔业务是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背着洗得发白的双肩包，站在柜台前攥着书包带指尖都发白。她递过来的是一块卡西欧电子表，塑料表带边缘已经磨得起毛，表盘背面刻着小小的“李”字。“我奶奶住院要交押金，我爸妈在外地打工赶不回来，”小姑娘声音带着哭腔，“这个表是我爸去年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能不能当两千块？我下个月发了零花钱就来赎。”按照行里的规矩，这种旧电子表最多折两百块，我看着她校服袖子上别着的三好学生徽章，直接开了五千的当票，月息给她按最低的算，当票备注里特意写了“学生赎当免利息”。她攥着银行卡跑出去的时候，我想起我女儿刚上高中那会，也是这样攥着我的衣角说要给奶奶买生日礼物。上个月她来赎表，带了一袋子自家种的草莓，红得透亮，说奶奶已经出院了，草莓是奶奶特意让她送来的。

五月份的时候来了个做工程的老板，开着沾着泥点的奔驰，进门就把车钥匙拍在柜台上，身后还跟着两个穿着工服的工人，裤腿上还沾着工地的水泥。“给工人发工资，”他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甲方的款拖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