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牡丹亭》.doc

汤显祖的生平和思想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出生于读书世家，十四岁补为诸生，二十一岁中举，文名渐隆。因拒绝当朝权相张居正的延揽，几次会试均落选，直到张居正去世，他才于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此时已三十四岁。次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后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汤显祖生活在明代中后期，此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日渐严重。嘉靖皇帝喜好炼丹，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朝廷党争不断，边关北有俺答部落骚扰，南有倭寇侵犯，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汤显祖性格耿介，早年热心政治，虽身为闲官，难有作为，但思想倾向上与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等东林党人相近，来往密切。万历十九年，他目睹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惨状，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揭露赈灾官员贪贿行为，指出朝廷前十年张居正刚而有欲，后十年申时行柔而有欲，并将矛头直指万历皇帝，因而震动朝野，激怒皇上，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后在浙江遂昌做了五年知县，其间兴教劝学，灭虎清盗，颇有政声。尤其在除夕放囚犯回家团聚，确为大胆之举，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此时汤显祖深感朝政日非，官场黑暗，从政热情渐渐冷却，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毅然辞官，隐居故乡王茗堂中。主要精力从事戏剧创作。汤显祖早年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也受过神仙佛老思想影响。少年时代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罗汝芳，受其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南京任职期间，认识了著名的禅僧柴柏大师，并结为挚友。后又读到李贽的《焚书》，极为倾慕。辞官后，曾在故乡与李贽相会。柴柏大师和李贽均是晚明反传统反礼教的斗士，被称为“一雄一杰”，“二大教主”。他们崇尚人性真情，反对虚伪残忍的程朱理学，张扬个性自由的思想无疑对汤显祖的处世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汤显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思想文化氛围中，开展他富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戏剧创作活动，在文学艺术领域形象地表达出尊情抑理的进步社会观和人生观，为后世留下了一批戏剧珍品。所作传奇有《紫钗记》（由早年所写《紫箫记》改作），《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诗文集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其所存著作现合刊为《汤显祖集》。汤显祖有着鲜明进步的文学观。面对着以理格情、无视人性尊严的现实，他自觉地运用泰州学派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哲学武器，通过文学的形式以情格理。认为“情在而理亡”（《沈氏弋说序》），从而提出了富有挑战意义的“至情”论，并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他曾公开宣称：“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这就在创作理论上，找到了当时所能提供的反对扼杀人性的有力武器；在创作实践上，准确抓住了文学描写人性、反映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活力的“真情”这一艺术特征，从而表现了个性解放的可贵精神。因此，汤显祖以显著的创作实绩，赢得了“言情派”代表的美誉。此外，汤显祖以其超人的艺术才华为基础，十分强调发扬作家的个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创作方法上，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在《序丘毛伯稿》中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重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主张作家在创作上 充分展现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是汤显祖追求文章尚奇的又一特色，并对比他稍后的公安派提倡的“性灵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针对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作家批评自己的《牡丹亭》有不协律之病，甚至任意窜改的现象，汤显祖大为不满，并在理论上予以有力驳斥：“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吕姜山》），语气虽难免过火偏激，但其精神却符合戏剧艺术创作规律，无疑是进步可取的。 第二课时《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其得意之作。一问世即轰动剧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在当时年青女子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震撼，形成戏剧文化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后，于17岁就哀感身世而亡。传说内江一女子读了汤显祖剧本后，愿嫁给他，因见其已满头白发而投水身亡（焦循《剧说》）。杭州演员商小玲在演《牡丹亭?寻梦》时气绝而亡，最著名的是广陵冯小青的故事，她所写的绝命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蒋瑞藻《小说考证》），典型地代表了当时女子观看《牡丹亭》之后的深切感受。凡此种种，均说明了作为中国戏剧史上一颗璀灿的明珠——《牡丹亭》所产生的巨大艺术力量和深远的影响。《牡丹亭》所描写的确实是一个为追求爱情而“一灵咬住，死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