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巨变：社会转型还是国家转型.docVIP

乡村巨变：社会转型还是国家转型？ ——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再到《乡村社会关键词》 ? 狄金华 ? ?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旧小说里诉讼程序的描述已成为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能背诵的篇目：“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1]这种青天审案的方式在传统乡土社会是具有正当性的，但在现代司法者眼中便成为滥用刑刑、屈打成招。费老对于旧式诉讼的描述是为了展示对现代法律移植的思考，进而对传统诉讼与现代法律所嵌入的社会基础进行反思。今天，即便是在乡村社会，虽然可能偶尔还有“秋菊的困惑”或“山杠爷的悲剧”，但似乎也没有人再去质疑法律自身的公正性。费老笔下的乡土社会正历经着巨变，这一巨变被社会科学者用不同的词汇进行着表达：理性化、原子化、无公德个人的兴起、伦理性危机的发生??? ? 　　所有的研读者也许都不会反对，乡村社会所经历的巨变并不单属于乡村，巨变在更大范围内发生与实践，乡村仅仅是整个巨变宏图的一个图景而已。由此，研究者们用一个更为抽象地概念来试图把握这种巨变——转型。贺雪峰的新著《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正是试图把握与理解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社会。本文试图以费老的《乡土中国》为起点，以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和《乡村社会关键词》为基本评述对象，来展开对乡村社会巨变性质的分析与阐释，以期在辨明转型在中国场域发生的历史意涵。 ? 　　巨变的图景：乡村社会的变迁与中国转型 ? 　　“转型”俨然成为了时下学术界颇为流行的一个术语。对于转型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法学对法制转型的关注、政治学对于政治转型的反思、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研究等等。在上述的转型研究中，乡村社会成为各个学科研究者探寻中国转型的“试验场”与“狩猎场”，研究者都试图在其中验校各自的理论，捕获自己的创见。 ? 　　既然是“转型”，则其一定是有起点，即现世的乡村社会是相对何种状态而发生的变迁与转型。虽然中国传统中对于乡村社会的描述有不少积累，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亦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这富有诗意与文学色彩的乡村描述显然无法满足当下社会科学者对“科学”的追求。即便是明恩溥等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时期乡村社会的描述，亦因为其“他者”的身份而未能得到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青睐。相比之下，费孝通先生在1940年代写就的《乡土中国》一书则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理想表达。“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长老统治”等成为印刻在社会科学研究者记忆中的关键词。毋庸置疑的是，费老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描绘是到位的，这也使得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必读书目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费老对乡土中国的准确把握在其一本英文版著作的书名中得到很好的诠释——“捆在土地上的中国”，即土地构成了农民基本的生计依赖，同时基于土地/地缘建构出来的关系也成为乡村社会基本的联系纽带。或许所有《乡土中国》的研读者都不会反对，费老对乡土中国的分析更多的是一个静态描述，甚至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建构。这在该书出版40年之后，费老回忆此书时亦承认，该书是“在具体现象中提炼认识现象的概念”，“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2] ? 　　《乡土中国》不能视为是费老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一般性学术表达，而需要将其置放于其另一本享誉世界的名著《江村经济》的诉求脉络中来考察。在《江村经济》的前言中，他即亮出了自己的学术关怀“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耗损任何财富和能量。”[3]正是因为怀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费老在《乡土中国》中亦把握了乡土社会之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于乡村与整个国家的意义。例如，费老对 “司法下乡”的讨论。费老认为，无视社会基础差异的移植所带来的后果则只能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都已先发生了”[4]。但费老是乐观的，在他看来，这种不适应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必经阶段。他并不反对在乡村社会引入法律，相反认为这是现代化的目标（预期）之一，他所强调的是需要对社会结构和人的思想观念进行一番相应的改革。在此后的60余年间，费老所描述的那个“熟悉的社会”被历史性地卷入到现代化洪流之中而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的思想观念亦发生了改变。在此过程中，文字和司法也都下了乡。 ? 　　“文字下乡”和“司法下乡”仅仅是构成了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乡村社会在此后的60余年间发生了巨变。这种变迁亦被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赋予理解中国社会、探寻中国社会发展趋向的宏大诉求。新世纪之初，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