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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沟通学教学案例 国外有资料显示：在综合医院门诊的患者中，心身疾病患者约1/3，神经官能症患者略低于1/3，其余的才是躯体疾病。占1/3的心身疾病患者的诊断、治疗依赖于医务人员针对诱因的治疗、医患之间的平等对话与有效沟通。 在临床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医患沟通是通过两种水平实现的: 一种是在技术水平上的交流，技术好的患者就多一分信任，为此医务人员应该练就扎实的基本功，用高超的技能赢得患者的信任。 另一种是在非技术水平上的交流，这一层面的交流对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尤为重要。如良好的医德、融洽的关系、和谐的氛围等会使沟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案例1 1994年，丹阳市一对青年男女到当地卫生院进行婚前体检。接诊的妇科医生唐突的问了一声，你以前怀过孕吗？女青年十分纳闷，立即回答说没有。该医生又信口开河地冒出了一句，没怀过孕怎么有妊娠纹呢？女青年急忙解释说：自己原来比较胖。由于卫生院的条件所限，诊室与待诊区只是用屏风相隔，不料医生的这些话被等在屏风外面的男青年听到了，此时的男青年顿起疑心，好像五雷轰顶，不仅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而且坚决退婚。蒙受不白之冤的女青年，为了自己的声誉，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 经过法院审理，最后判决医疗机构赔偿原告2400元，并由卫生院和责任医生向原告赔礼道歉。法院认为医生的问话超过婚检的范围，属非法行为。 案例2 某女，22岁。某日深夜忽感腹部剧痛，伴恶心呕吐，在父母的陪同下到某医院急诊就诊。首先由外科医生接诊，查体贫血、休克前期表现，腹部有压痛、反跳痛，但肌紧张不明显。医生为了排除异位妊娠的可能性，询问患者近期是否有过性行为？该女因父母在场便矢口否认。医生嘱患者留在急诊观察。随后患者腹痛加剧，并有休克症状，医生立即给予抗休克治疗，剖腹探查术确诊为输卵管异位妊娠合并内出血。患者出院后以“医院误诊、致使没有得到积极的救治”为由，将医疗机构诉至法院。 案例3 患者王某，因骨科疾患住进某市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手术前，患者家属履行了点名手术的相关手续。术日，家属随手术室的接送人员一起护送患者进入手术室。在等候手术的过程中，家属始终没有见到被点名的专家进入手术室，术后患者清醒后也回忆说，专家没有给自己做手术……。患者家属在复印病历时却看到手术志“术者”一栏上居然有这位专家的签名，此时家属的第一感觉就是签字有假，由此引发纠纷。 庭审过程中，法官应家属的要求，请求有关部门对专家的签字作了笔迹学鉴定，结论确为专家的亲笔签字。 案例4 患者农民，因咳嗽、发热到某省一家三级医院门诊就诊。患者进入诊室后在接诊医生的一侧坐定，而这位接诊医生却将自己的座椅向后撤了一下，拉大了与患者的距离，这一举动被陪同患者的家属看在眼里，一个简单的举动，不禁使患者和家属将挂号员的大声“呵斥”、等候就诊时医务人员带着亲朋好友提前看病、分诊护士回答患者问话不耐烦等情节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不快使患者和家属感到被歧视，随后对医务人员进行投诉。 案例5 外埠一名53岁的女性患者，因突发下腹痛急诊就诊，妇科接诊医师查体发现盆腔包块，医嘱患者憋尿接受腹部B超检查。患者在B超检查过程中突发剧烈腹痛、血压下降，急送手术室抢救，但终因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这家医院负责纠纷接待的工作人员在听完家属的投诉后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正是“满意”二字，使得此纠纷因患方难以满意而长期不能解决。 案例6 患者李某，因产后大出血送入某三级医院救治，病情好转后带药出院，医生叮嘱患者定期门诊复查。此后李某在门诊确诊为“席汉氏综合症”，用激素替代治疗。但门诊病历中并没有该病需要长期服用激素治疗的医嘱，医生也没有向患者交待。之后患者多次自行停药，致病情加重。 患者将医院告上法院，在法院的委托下，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医院无过失行为，医疗行为与患者的人身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法院认为，患者确诊后，医院没有履行告知患者需要终身服用激素的义务，患者因为医生没有告知持续服药的重要性而多次自行停药，导致脑器质性损伤的损害后果。最后法院支持了患者2万元赔偿的主张。 案例7 64岁的朱大伯在与家人团聚时突然出现胸痛、胸闷和大汗淋漓，被紧急送到某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医生经检查疑为心肌梗死，劝朱大伯去上级医院住院进行治疗。朱大伯及家人以既往有类似情况、经过输液治疗就可以好转为由，要求输液后回家休息。医生经劝告无效，就让患者输液后回家了。但不久患者病情再发，当家人将其送进医院抢救时，终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患者家属就以耽误患者治疗为由，把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医方很有把握的拿出了朱大伯和家人拒绝住院的签字，举证自己的医疗行为并无过错，辩称因社区卫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