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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电子书证是否具证据效力　　原告段伍是某邮政储蓄所的客户，并持有邮政储蓄卡(绿卡)。四川邮政局与建行四川省分行开展了通存通兑业务。2002年4月1日，段伍持邮政卡在建行泸州市某支行储蓄所存款1000元。2002年6月20日省建行通过查帐后，通知省邮政储蓄中心绿卡机房冻结段伍的1000元存款，并要求进行调帐处理。省邮政中心绿卡机房于2002年6月24日通知被告某邮政局调减段伍的1000元存款帐。由于被告不知道调减帐的原因，因此，仅作冻结1000元存款的处理，未调减段某的1000元存款帐。2002年7月6日，段伍到被告的储蓄所取款时，被告知2002年4月14日存款1000元为无效存款，已被冻结，段伍遂诉至法院。 　　在诉讼过程中，段伍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是存折，该存折记录的内容是2002年4月14日段伍用绿卡存款1000元。原告段伍认为存折和存折记录的内容是真实的，它是金融机构向原告出据的存款电子书证。对于储户来说，存折是储户存款的唯一凭证，是本案最有证据效力的证据。 　　被告某邮政局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建行某支行储蓄所于2002年4月14日前台电子流水帐。该帐目中记录了原告持绿卡在该储蓄所进行二次存款交易，金额1000元，交易流水号为54号、56号。二次交易电子流水帐中均记录为无效交易。证明原告持绿卡在该储蓄所有交易行为，但没有实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2、建行四川省分行《通存通兑业务查询复查书》传真件证明，建行某支行储蓄所前台交易流水号54号、56号交易无效，其交易时间是2002年4月14日9时零43秒和9时1分43秒。 　　3、被告某邮政储蓄所《活期储蓄通存通取交易明细列表》，证明原告于2002年4月14日8时58分58秒由建行四川省分行交易存款1000元。证明2号证据与3号证据记录的交易是同 　　一次存款交易行为在两个不同的局域网主机上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电子记录。 　　4、经办原告存款业务的营业员证实，原告于2002年4月14日持建行的龙卡在柜台上支取200元，加上自身的800元现金，共计1000元，要求存入绿卡中。营业员先后存款操作二次均无效，后原告将这1000元存入龙卡中。 　　5、建行某支行储蓄所2002年4月14日前台流水帐查出原告用龙卡支取200元，交易流水号为53号，其后又用该龙卡存入1000元，交易流水帐号为59号。证明准备存入绿卡中的1000元款的去向。 　　被告持上列证据认为：1、本次存款交易出现开户行与交易行相反的电子交易记录，是一次电子交易信息在跨行传输过程中常发生的“上传成功，下传失败”的电子网络传输差错。其存折记录的存款1000元，并不能反映交易的真实情况。而前台流水帐才是前台交易情况的真实记录，其证据证明效力高于开户行电子记录。 　　2、银行电子交易“前台流水帐”具有客观真实性，适时性和不可更改性。它如实地反映了前台交易的最终结果。并且它的程序是经过最严格审查的，是按这一程序自动编制的，不可更改的适时电子交易证据，是不可能被伪造的。 　　3，在人们要求银行给予最大方便的同时，又要求完全不出一点差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 　　评析： 　　对于该案，虽然银行方提供了大量证据，但最终处理是法官按照传统的证据观点，及存折是第一效力的证据，而银行提供的前台流水帐等证据是银行内部的电子资料，证据效力低于存折的证据效力。因此，不能否定存折中记录的存款1000元的事实，判令金融机构败诉。这个案件讼争标的仅1000元。金融机构败诉后，没有提起上诉，但这类案件的处理，对金融资产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据有关资料反映，由于银行电子网络和各银行间的程序软件设计不统一等技术原因，其交易差错率高达10—20%，它所涉及的交易金额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然，现阶段这类电子交易技术差错，绝大部份由金融部门通过各种方法解决下去了。像本案这样诉讼到法院的很少，但处理不好，将危及金融资产的安全。 　　对于本案证据的处理问题，从司法技术层面讲，存折和银行“前台流水帐”都属于金融机构出据的电子书证。如何判断它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一、判断电子书证的真实性问题 　　本案是两个银行局域网对同一次电子存款交易信息的不同记录，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电子书证。对于存折和银行前台流水帐来说，都是电子网络记录下来的电子交易信息。那么，哪个书证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呢? 　　按传统的证据观念讲，债权人持有债务人的债权书证，其法律地位是第一效力证据。只要债务人拿不出同等效力或高于书证效力的证据反驳。从司法技术层面讲，债务人必定败诉。因为债权书证是债务人出据的，也只能由债务人拿出高于或等于书证效力的相反证据来证明。但是，作为存折这种电子书证，它不同于传统的债权书证。因为它是远程，非接触(面对面)虚拟市场交易信息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