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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同盟会财政困境的原因探析 【作者】包中淋 【关键词】同盟会；??财务困境?；?原因；?影响 【指导老师】杨 风 【专业】历史学 【正文】经费是政党的血脉,是维持政党运作与发展的核心要素，是进行革命的物质基础。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认为，经费的筹集关系到起义“事之成败，功之迟速”。甚至说，没有它就不会有军队和军火，没有它就无从进行革命斗争。因而孙中山等革命者非常重视对经费的筹集。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之后，采取了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募捐、销售革命债券、向列强借贷等筹集经费的措施，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除向西方列强的借贷毫无收获外，其他各项举措均收到不同程度的效果，特别是在海外华侨中的募捐和贷款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而同盟会财务状况始终入不敷出，最终陷入困境，对革命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人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资料，就同盟会财政困境的原因及影响作一论述。一、同盟会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未能争取国内革命力量的支持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载体?，资产阶级的向背是决定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然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经费筹措过程中主要依靠华侨，没有找到其他更为广大的支持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忽视了颇具经济实力的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在致苏汉忠函说：“?而目前至关重要的是军费，一旦得此，即可随时发动驱除篡夺者得战争，然而军费为有在爪哇等富庶地区能筹集?[1]?，?孙中山并未重视国内资金筹集，并未认识到国内对资金筹集的重要性。列宁指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2]。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同盟会的阶级基础，也是民主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革命党人如能深入细致地去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这个阶级完全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经济后盾。可是，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国内中小资产阶级企业小，资金微薄，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赞助革命；大资产阶级则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不愿支持革命。因此，同盟会在国内筹款几乎是不可能的。20世纪初期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很不充分，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比较薄弱，无法与欧美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把整个国内的中小资本主义企业与海外华侨的中小资本主义企业相比较，就很难得出以上结论。由于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的资本缺乏统计数字，我们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然而，我们可以从国内中下层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包括大资本家）资助辛亥革命的款项看出一斑。据统计，从武昌起义之后到1912年年初，海外华侨汇往国内的资助款总数约为238万港元[3]，而武汉商会仅在1911年10月13日一次就向起义军资助军饷500万元[4]；重庆商会除财政上支持蜀军政府外，还给在川的革命军筹饷40多万两[5]；广东各界从1911年９月到次年５月底，捐款甚至高达3846万多元[6]。如果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还不如华侨资产阶级的话，以上巨额捐款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国内的大资产阶级，虽然从总体上说他们的革命性不如中下层资产阶级，但是，当封建势力严重危及他们利益的时候，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他们仍然会附和、支持甚至积极地参加革命，问题是革命党人要善于抓住时机来发动和引导他们。如上海工商界著名的实力人物沈漫云，1910年在以上海商务总会代表的名义进京劝说清廷速开国会碰壁之后，就与革命党人陈其美建立了联系，随后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最密切的合作者。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利用与沈的关系，劝说李平书、王一亭、虞洽卿、叶绍钧等江浙工商界名流加入同盟会，使上海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它不仅保证了上海的迅速光复，而且也使刚刚诞生的沪军都督府的财政力量有了强大的后盾。其他诸如武汉、广州的资产阶级上层，这一时期也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然而，国内民族资产阶级这支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始终没有引起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孙中山甚至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1906年他曾明确指出：“中国资本家现在还没有出现”[7]。辛亥革命以后，他又说：“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8]。可见，孙中山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没有意识到这个阶级是他领导民主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因此，他始终没有派人到国内商会进行募捐，也没有争取过这部分人的政治支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农民是民主革命的生力军，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柱。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农民，因此农民间题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总体上来说，也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这个阶级处于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具有强烈的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意识，具备支持革命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没有真正地去宣传、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没有依靠农民群众，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调动广大人民群总的积极性，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写的塔民报发刊词》，又将“?驱逐鞋虏，恢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