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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做好防治集体腐败工作 不同的观念，不同的道德追求，造就了不同的人生世界。在得与失、追求与创造中，不同的人，演奏出的是风格迥异的曲子。有的人勤字当头，唱一首《爱拼才会赢》；有的人以奉献开路，谱一曲《生命在于奉献》；而有的人却贪字“挂帅“，奏一段丧失自我、锒铛入狱的悲曲。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实践证明，我们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搞特权、买官卖官、搞权钱交易、搞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逐渐泛滥和愈来愈严重，我们也只有勇于正视、研究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 一、什么是集体腐败 究竟什么是集体腐败，至今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笔者认为，“集体腐败”作为一个习惯性的大众用语，笔者以为，所谓集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单位或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 二、集体腐败的滋生原因 （一）部门、行业、单位收入差距过大，使“集体腐败”具备某种“群众基础”。长期以来，由于工资外收入不规范、不透明，不同部门、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一直比较大。部门、行业、单位在福利上的互相攀比使集体谋利在一些部门、单位内部有了某种“群众基础”。一些单位的领导或屈从、或迎合、或利用这种心理，想方设法开辟“财源”，甚至不惜违法乱纪，为自己、班子、本单位部分或全体人员谋“福利”，逐步走上“集体腐败”的道路。 （二）权力结构相对固化，为“集体腐败”的滋生提供了 合适土壤。“集体腐败”侵害的标的一般是比较大的目标，或者流量较大能够产生规模效应的目标。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目标处于多人的管控之下或需要由多人共同经办。这样，要实施“集体腐败”，就需要拥有不同职权的多人互相配合或者需要多人多次的反复操作。这些都要以参与者之间的高度合作与信任为前提。只有在一种相对固化的权力结构和稳定的环境中，这种在搞腐败上的高度合作和信任才有可能达成。比如，一些掌握重要审批权力或执收执罚权力的部门和单位领导人员长期不流动，一个单位内部的重要项目、资金长期固定由某几个人掌管，这些都会大大增加“集体腐败”的风险。在一些发生“集体腐败”案件的地方和单位，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权力运行不透明，为“集体腐败”提供了生存空间。 受主观与客观、技术与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目前我国一些部门和单位权力运行仍然处于不透明状态。一些行使重要审批权力、执收执罚权力、资金项目管理权力的部门和单位对外部不透明；在部门和单位内部，掌握重要项目和资金审批或其他重要职能的机构对内也不透明。特别是一些专门设立的执收执罚单位和专项资金、基金管理单位，管理的资金总量巨大、来源分散且经常处于变动中，很多收入还是现场收取、随时发生，内部都难以监控，对外更不透明。这些单位和机构由于职能单纯，平时与其他部门和单位的联系本来就很少，加上权力运行不透明，在监管上就相当于一座座孤岛。很多专项资金在由上向下的分配落实过程中，分配链条长而分散，而且往往要跨越几个行政层级，一些资金的最终分配和落实实际上无法完全掌握，造成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运行不透明。权力运行不透明，外部监督无法实施，给“集体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四）监督处罚不及时、不到位，纵容“集体腐败”。 现在我们的监督体系，比较侧重对于个体的监督，对于部门、单位总体性的监督检查则比较少。比如财务方面的监督，过去我们有“三大检查”，很严格，不说“集体腐败”，个体腐败也很难有空间。现在我们的财务检查、审计等专业监督在及时性、深入性上都存在明显不足。不少重要单位可能很多年都没有接受过一次严格的财务检查。而在部门和单位内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一体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比如，执收执罚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掌管项目、资金的部门集审批权、分配权和监管权于一身。这种权力结构使这些单位和部门比较容易排除外来监督，使部门内部成为权力的“自由王国”。在对“集体腐败”的处罚上，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由于“集体腐败”常常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很多情况下处于主观故意与客观过失、合理需求与违规手段、个人违纪与集体违规交织的边缘状态，案件定性和责任区分比较难，处理起来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对违纪事实处理多，对违纪人员追究少，从而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 三、集体腐败的防治 防治“集体腐败”，必须根据“集体腐败”的特点以及发生原因和规律，多管齐下，综合施治。 （一）规范社会分配，逐步消除产生“集体腐败”的社会 基础。在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