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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中的国家利益原则 战略是治国安邦之道。归根到底，战略思维所要寻求的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研究战略问题，既需要科学方法，同时又需要一种感情境界。只有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追求，才能真正做到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强国安邦的规律和良策。反而言之，很难设想一个不以国家命运为然的头脑能够提出高明的战略见解。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外敌侵略，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活得不到任何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尊严。然而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外来威胁依然现实地存在。因此，对于一个中国的战略研究者来说，更应具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　　(一)国家利益是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　　战略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中国古代一些优秀的军事家早就明确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即如《孙子兵法》第一句话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是把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作为战略思维的起点与归宿，提出战略家应当具有的最高责任和思想境界。　　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战略思想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即使是联盟战略，也不能凌驾于各加盟国自身利益之上，而只能是各国共同利益的体现，否则这个战略一定会失败，联盟一定会很快解体。因此，战略思维总是从国家利益中获得思想的原动力。帝国主义政策是掠取别国的利益，要么是欺凌弱小国家，要么是相互之间的争夺，它们的进攻战略就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必须保卫自己的利益，由此出发制定防御的战略。一些国家寻求扩张自己的利益，另一些国家要抵制这种扩张，维护属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世界各国战略的根本对立点就在这里。　　从战略的立场来看，国家和民族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战略研究必备的思想境界。缺乏这个前提，或者这种情结不浓重，就根本谈不上研究战略问题。即使是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同盟国内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国际内部和阵营内部，也都以不丧失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原则。即使在共产国际权力最大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明确主张：无论有一种什么形式的国际团结，总有一定自始至终，忠实于其本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也是极其显然的。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个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　　在西方，15世纪时，欧洲封建割据的局面正在瓦解，国家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一些欧洲大国逐步形成。在这样一种政治趋势下，国家利益被作为政治的最高准则提了出来，具有对内和对外双重意义。按照当时的解释，国家利益就是集中和代表全社会的公益，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至高无上的。为了保障国家利益的实现，国家政权理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正如马基亚维里所说：只要是出于公益，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背离善的道路，但在必要时也善于走恶的道路。当时英国一位外交家亨利·沃顿说得更加露骨：使节是派到外国去为本国利益撒谎骗人的好汉。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封建阶级的政治本质。现代西方国家继承了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国家利益学说，但进行了一些改造，使之对内带有资本主义民主的色彩，对外是扩大资本主义利益的依据。可以看到，无论封建时代还是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利益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一方面它客观地反映着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阶级推行国内外政策的思想工具。　　当今一些强权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国外，依靠强权的扩张政策使其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不仅远远超出了国界，而且这些利益的取得往往是以其他国家利益的丧失为代价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本国人民生存与发展条件和权利的集中体现，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安全环境、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需要。这种国家利益，对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全民利益与意志的集中，对外则有利于发展互利合作的国际交往，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上应当明确，我们研究战略问题只能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利益出发。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方面，必须以寸土必争、寸土不让的态度处之。国家主权利益是世代相授、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斗争，谁也没有权力将国家主权与领土随便让与他人。不清楚这一点，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以至成为历史罪人。清末，慈禧太后对国家领土主权的态度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安全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据有的材料记载，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商讨战胜日本以后的安排问题时，蒋介石想的还是准备打内战，只提出收复东北失地，连台湾、澎湖列岛都忘记提了，倒是罗斯福提醒他注意这个问题。另据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