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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降临，何人审判？——从《大象》看电影叙事的确定性与客观性 回顾世界电影史，探索电影叙事的确定性与客观性可谓是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而《大象》的导演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匠心独运，用心良苦。 首先，导演大量采用长镜头跟拍不同角色的行动，甚至刻意调整焦距，使观众的视野与角色等同，这种完全的纪实性风格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公民凯恩》、《罗生门》乃至《英雄》中基于当事人叙述而产生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更让因人性的虚伪利己而导致的文过饰非无所遁形。 其次，导演似乎一直试图把自己从影片中抽离。不同于迈克尔·摩尔《Bowling for Columbine》的强烈主观，更不同于昆汀·塔伦蒂诺的暴力美学，高斯·范·桑特“存在主义倾向”的电影没有试图去解释惨案发生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就连当事人或许也没有一个既定的理由。 描绘性的阐述都带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和片面，他的处理“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细致冷静，仿若一个旁观者，没有主观臆断，只有事实。或许正如别林斯基所言，“真实地描写丑恶比任何攻击它的话都要有力量的多”，尽管每个人对此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正如二战期间数学家里柯克的哀叹：科学、神学和哲学共同参加了一个葬礼，那就是确定性的死亡。基于康德“现象世界”可知而“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认识论，既然是影片，就逃脱不了导演的构思与打磨，而所谓的真相与意义，也必然受制于导演的选择。 电影厚积薄发的叙事给了几乎所有初次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