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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 章宏伟 提要：对于明代杭州刻书，学界认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刻书重地之一，但丧失了全国的 领导地位。笔者统计明代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9家以上，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繁 盛不能低估。这里既有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又有纸张等刻书材料充足、刻书成本低廉等优越 的刻书条件，特别是浙江省识字人口多。科举考试人口众，进士人数居各省之首，为书商刊刻科 考用书提供了消费市场，杭州的科考用书更是远销华北各地。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使民间 社会有余力消费书籍商品。江浙两省藏书家多，都助长了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 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上占首要地位。因此，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 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 关键词： 明代杭州府 私人刻书 文化区域 繁盛原因 作者章宏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 教授。(北京 100009) 对于古代刻书，现在学界一般都遵循叶德辉《书林清话》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个系统的观点。 但我们认真考察中国古代的刻书机构。发现按其投资和经营的性质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大系 统，应该更符合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实际。官刻是指政府各级机关的刻书业。私刻是指私家和个人出 资校刻图书，包括私宅、家塾和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等，通常称为家刻或坊刻。以往版本学上刻意 与坊刻分列的“私刻”，除了标有“某家塾”、“某宅”等字样外，与坊刻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民间刻 介于官刻和私刻之间，它们所刻书的投资有的既非公帑，亦非个人私家之钱，而是靠民间集体的力量 集资刻书，如某些寺院、道观、祠堂等，用募捐或家族积累所刻的书，书院刻书也应该归于这个系统。 明代的杭州府下辖仁和县、钱塘县、海宁县、富阳县、余杭县、临安县、新城县、於潜县、昌化县①。 对于杭州刻书地位的评价。论者虽然都征引胡应麟(1551--1602)全国书籍市场在空间分布上有北京、 南京、苏州和杭州四大图书贸易中心．杭州作为书籍会聚地，很是繁盛的文字⑦，但更多地还是认可谢 ① [明]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一《沿革》，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影印明万历七年刊本。第173—196页。 ⑦[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59、55、56—57、55—56，56页。 ～3l一 万方数据 浙江学刊 2012年第1期 肇涮①、陆深②两人对于杭州刻书的评论，认为明代杭州刻书业地位下降。毛春翔甚至认为明代“杭州 刻书之业，凋敝不堪，无足称述”③。张秀民、顾志兴都已指出“与事实不符”④、“实在是过于武断了”o。 现在几乎所有讨论过这一问题的学者，都认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刻书重地之一，但丧失了全国刻 书的领导地位。⑥本文拟从私人刻书机构数量的角度，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地位作一番考述。 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数量，以前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著录24⑦或25家③，罗树宝说23家⑨， 顾志兴说29家o，叶树声、余敏辉说37家⑩，缪咏禾说36家o，张献忠说42家@等等，比之张秀民统计 的私人刻书机构较多的地方如金陵、建阳都有近百家，确实显得寥落了。实际上，明代杭州私人刻书 机构的数量是相当多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9家以上，有 的一人而开设不同名号机构的，如杨尔曾有“草玄居”、“夷白堂”，陆云龙有“峥霄馆”、“翠娱阁”等不同 的堂号名称，我们只按一家计算。 笔者对杭州私刻的认定坚持属地原则，即外乡人在杭州从事的刻书活动，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 内，如胡文焕@；而杭州人能确知在外地的刻书，就不再进入我们的视野。如“杭州布衣”舒贞是杭州 人，但他刻的《陈思王集十卷》(魏曹植撰)能明确为明正德五年北京书肆刊本，就不在我们的杭州范围 之内。对于那些曾在外地为官，如姚良弼，字梦贤，浙江省钱塘县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岳州、惠州知 府。其在嘉靖三十九年前后所刊明杨载鸣纂修《惠州志略》一卷、《惠州府志》十卷，应是他在惠州知府 任内的行为，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但他在嘉靖年间又刊有明王守仁撰《阳明先生文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