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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散文概况（1949-1966） 09中本一班 2009011138 王小蓉 一、概述 1949年新中国解放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17年间的中国的文学创作称为十七年文学。处于公开发表状态下的散文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流。它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当时全国百废具兴局面的鼓舞下，文学界创作活跃，充满革命理想精神和战斗的激情。谱写革命历史，反映土地改革，表现抗美援朝，描画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弘扬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成为当时文学的基本题材和主题。 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严重受到政治的干预，致使单一的左翼文学控制着整个文化界。作家失去了创作的自主性，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等被强制纳入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纵观十七年文学，其中虽然在黑暗中曾有过几点火花，但却由于环境的力量使其瞬息即灭。起起伏伏，文学成了政治的晴雨表。 由于文体上的特点，小说受其“毒害”最大。散文、诗歌、杂文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起五四文学，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呈现了衰退情景。散文创作也不例外地陷入某些困境。 十七年散文的诗意化若作为艺术追求的一个内容则会合适一些，弊病在于过分地去扩大它的好处，把散文的这个特点扩展成所有优秀散文都必备的特点。这也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学追求单一化的大环境下带来的片面。二、发展历程 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五十年代中前期（1949—1956年）的散文创作、六十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 第一阶段：五十年代中前期（1949-1956）的散文创作特点。 总体来讲，五十年代初期的散文承接了中国三四十年代散文的传统，他们的审美功能、自我意识、主观抒情的成分减少，而功利意义、群体意识、客观记叙成分增加。表现在创作中为叙事散文为本时期创作的主体。 从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把这时期的散文分为以下几类： １.歌颂新中国的成立、歌颂党、歌颂领导人。当代散文的开端是同新中国成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新生国家的歌颂是当代散文作家第一药物。代表作品有林韦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杨刚的《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巴金的《一封信》。散文创作呈现出一个共同点：感情真挚而强烈。 ２.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表现农业建设新人新风的有：秦兆阳的《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柳青的《王家斌》，沙汀的《卢家秀》。反映工业建设的作品有：杨朔的《石油城》、北桥的《我怎能不歌唱》。 3.文艺性散文的创作。文艺性散文的第一次复苏，是在一九五六年初至“反右”前夕。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国内呈现了一派建设社会主义、向科学与文化进军的繁忙景象；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文艺界、知识界传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激发了作家、学者们的创作热情。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在这一年产生：周立波的《灯》，老舍的《养花》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魏巍的《我的老师》等。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1960-1966） 　 60年代的散文十七年散文发展的第二个高潮阶段，这时期由于国家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经济受到重挫。因而，国家开始着力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多次表态要搞“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整个国内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些。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第二个高潮。散文创作内容上更广阔，艺术技巧更圆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代表性的如：杨朔的《荔枝蜜》，刘白羽的《平明小札》，冰心的《一只木屐》，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季羡林的《马樱花》，峻青的《秋色赋》，玛拉沁夫的《鹿的故事》等。这些散文从不同的侧面，挖掘生活中的人情物理，寄寓深情，阐明事理，既有诗般的意境，又充分发挥了散文灵动不羁的风格，语言更是文采斐然、优美畅快。尤其是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代表了这一时期创作的最高成就。三人各具风格：杨朔的散文情真意切，意境浓郁，构思精巧，语言飘逸含蓄，清新隽永；秦牧的散文题材广泛，视野宏阔，知识渊博，内涵深厚，联想丰富，结构宜放宜收，用语自然亲切；刘白羽的散文气象博大，感情浓烈，立意高远，开阖自如，豪情纵横，语言文气充沛，激励人心。三人创作相互映衬，使当时的散文园地蔚为大观。 三、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被当代文学史家们称为“散文的黄金时代”，所谓的“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 （一）杨朔 1、简介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瑨，字莹叔。当代著名作家。蓬莱县（今蓬莱市）城里人。他的作品基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