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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模式”比较研究与福利改革实证分析 ——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内容简介】 本文试图从“福利模式”的研究出发对理论史做一简单回顾与评述，在对福利模式的主流学说与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建立福利模式理论的学术意义及其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理论贡献，从“非商品化”的规范分析角度研究福利模式的类型、比较与演变，以“再商品化”的实证分析方法对不同福利模式的改革现实进行测度，以期揭示福利模式改革进程中的发展趋势，并对改革结果试图给出一些基本判断和结论。 【关 键 词】 福利模式 社会保障 福利国家 福利改革 比较研究 一、“福利模式”理论的创建：艾斯平-安德森的学术贡献 众所周知，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在其1990年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首次使用了“福利体制”（ welfare régime）或称“福利模式”概念，在其1999年的《后工业经济的社会基础》他坚持使用“福利体制”这个基本范畴；于是，从1990年开始，“福利模式”理论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学科，并走进了大学课堂，进入了大学的教科书，从此，关于“福利模式”的研究由于艾斯平-安德森的原因而成为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专有术语，成为研究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比较的一个主要概念和工具，甚至开创了一门崭新的学科“福利模式”，西方国家许多高校直接将之表达为缩写WR，即Welfare Régime。 （一）、作为“福利模式”概念的范畴：某些定义域 在过去15年的福利模式理论学说史中，绝大多数学者将精力集中在福利模式的分类、数量、测量要素、要素组成与比例等方面，文献浩如烟海；而比较起来，对一些基本定义、概念、术语和范畴的研究却受到了一定的忽视。所以，在福利模式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表述，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基本上是基于对某些概念的“约定”，虽然没有出现过因术语的使用而产生的歧误与讹传，没有导致“笔墨官司”，但在概念定义方面还是需要给予澄清的，尤其在我国目前将福利模式理论刚刚引入和介绍欲以深入的过程中以及在高等院校将之开始搬上大学课堂之际，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更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例如，在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当中、之前和之后，在福利模式理论的整个学说史中，我们看到经典作家使用的术语与概念包括了“福利国家”、“福利体制”、“福利世界”、“福利模式”、“国家族”和“国家群”等，那么，他们之间是否有区别？如果有的话，这些区别的性质又是什么？ 在欧洲主流理论界，总的来说，WR(“福利模式”)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得以确立并在高校“登堂入室”被认为“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大背景中提炼出来的结果” ，即福利模式与体制的研究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或重要课题。一般来说，福利体制被认为是由三个元素组成，即政府、家庭和市场，这三者之间的相互组合或者说相互连接可以导致防范社会风险与保障生活水平的福利结果以及社会分层效应；福利结果是指人民福祉与社会风险的隔离现状，其中“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和“非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被认为是其测量的关键因素；而社会阶层则描述了福利混合和福利结果对再分配所产生的影响的现状。从艾斯平-安德森的逻辑来看，“福利体制”在他的“三分法”中是一个关键概念，是其理论核心。从1990年以来的学术发展趋势来看，福利体制已经越来越成为模式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概念，是模式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工具和出发点，已经逐渐被学界所接受。 上述关于福利体制的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这样一个逻辑：“福利体制”这个概念显然应该比“福利国家”概念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用鲍威尔和巴雷托的话来说，“门外汉也许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只考虑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观点，那就仍然是福利体制著作的主题” 。但是，什么是“福利国家”呢？对这个概念的定义从文献来看，对它的争论由来已久，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模糊不清的概念，甚至就连艾斯平-安德森本人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引用了常见的教科书式的定义：“国家对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负有保障责任” 。但他紧接着又立即对这个定义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例如这个定义回避了诸如此类的问题：社会政策是否具有解放的性质？它们是否有助于制度的合理化？它们与市场过程相互冲突还是相辅相成？进而，“基本”的含义是什么？要求一个福利国家满足我们更多的、超出“基本”的或“最低限度”的福利需求不是更合乎情理吗？等等。就是说，对福利国家的概念定义是一个历史性的跨世纪的争论，人们很难给出一个比较权威和各个学科都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用艾斯平-安德森本人的话来说，“除非我们对尚待解释的现象有一种共同的、通用的概念，否则我们无法验证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