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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驻防八旗与当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 ——兼谈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问题 潘洪钢 本文原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摘要〕驻防八旗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无疑的，如本民族语言的消失、风俗的演变等。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于当地社会。但他们保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所有习俗的演变都隐隐显示出一种有选择的学习与变化；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驻防旗人及其后裔的族群认同，是我们研究和处理今天城市民族关系问题仍然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清代、驻防八旗、风俗、互相影响、族群认同。 清代驻防八旗是一支地位特殊的军队，也是“聚族而居”的人民共同体。在二百数十年的历史中，驻防旗人处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与当地人民风俗相互濡染是无疑的。乾隆帝视察杭州驻防旗兵后，在“阅杭州旗兵”诗中感叹：“已此百年久驻防，侵寻风气渐如杭”〔1〕卷22，说明驻防旗人习俗向汉族方面的转变。而至民国时便有“是否还有一个作为民族的满族存在”的疑问产生了。〔2〕第225页在对驻防八旗风俗演变和民族融合问题的研究中，有两个偏差值得注意：一是人们注意到了当地汉族风俗对驻防旗人的影响而忽略了驻防旗人风俗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二是人们关注到驻防旗的人的汉化而忽略了他们的族群认同。本文仅选取几个事例对此作初步讨论。 一 驻防八旗在长期与当地人民接触交往中，语言的变化最为明显。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长期保持高度的民族警觉性，一贯强调“国语骑射”为其基本国策。对于居于内地省分的直省驻防八旗，清代历朝皇帝一再“严加行文与西安等处凡有汉军兵丁驻札之省分”，“旗人学习清话，谨遵圣旨，务收实效。”〔3〕卷165但驻防旗人在长期与当地人民的交往中，学习当地语言无可避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巡至杭州，还看到“杭州满洲、汉军官兵皆善骑射，娴熟满话。”〔4〕卷7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帝南巡杭州，则已感到“今各省驻防旗兵，其清语率皆生涩，然音律尚不致大错。设令其汉语，则与本地汉人无异，风土所习染，亦无可如何，然必不可令忘清语也。”〔5〕卷首之5在长期与当地人民的接触中，其清语“生涩”是必然趋势，风习所染，乾隆帝也感到“无可如何”。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何天培，前广州将军拜音达礼子也。幼在广十一年，能操广州土音。”〔6〕第443页广州驻防起初均为汉军八旗，而其与当人民隔离之策亦同于满洲驻防旗人，康熙时这个广州将军之子，因为幼时曾在广州住过十一年，即能说当地粤语，是驻防旗人在长期与当地接触中，语言变化的典型事例。这个例子固然是一个小孩子，容易学习新的语言，但长期接触交往，无论汉军还是满、蒙旗人，成年人也多学用当地语言。为改变这种趋势，清廷从上到下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旗人参加科举考试须考满、蒙文翻译、旗内文件往来尽量使用清语等。乾隆五十九年上谕：“现因各省驻防满洲渐染汉习，正当整伤之时，此等无关紧要档册事件若兼书汉字，日久尤易染成汉人习气。著交各省将军、大臣等，嗣后此等事件即造清字册。不必兼书汉字。”〔7〕第59-60页在实际执行中也有严格督导旗丁使用满语的例子，“时满兵来粤已逾五十年，未免渐染汉习，（佐领）雪太于见众兵时，每以清语问之，有不能对者，立限学习，逾期犹不能，必加责斥。”〔6〕第479页但驻防旗人学习汉语的趋势难以逆转，如西安驻防旗人“由于长期和汉族杂居相处，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仅仅通过翻译，满足不了满族人民发展文化的迫切愿望。因此，许多人为了直接吸收丰富的汉族文化，就逐渐放弃了满族的语言、文字。”〔8〕第148页实际社会生活中，乾、嘉以降，驻防旗人中能操满语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如嘉庆初荆州驻防旗人噶勒柱，因故被逮至京，“上幸圆明园，噶勒柱伏道旁中愬。上问为谁，左右以名对。上曰：‘是荆州驻防善清语者耶?’因以国语诘之。噶勒柱以国语自陈事，得白。”〔7〕第162页此事颇生动，一个驻防官员因能说满语而为当朝皇帝记住，说明当时真正通满语者已经为数甚少。可见，清中叶以降，各地驻防八旗中，汉语已成为基本语言。这是在长期与当地人民交往中，驻防旗人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然而，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种语言现象却往往为人们忽略：清中叶后，各地驻防旗逐步放弃满语后，却出现了一种“方言岛”现象，即以旗人北方方言与当地方言结合，形成驻防八旗城内的既不同于北方方言，也有别于当地语言的一种特殊语言，成为语言方面的一个奇特现象。辛亥革命后，在驻防旗人深受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情况下，此种方言岛现象仍旧得以保存，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此种特殊语言现象仍然顽强地存在着。笔者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近年，数次赴清代八旗驻防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每每为这种语言的坚韧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