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自由主义宪政分析与思考.docVIP

刘志强：自由主义宪政分析与思考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读后 *此文刊载中文核心杂志《学术界》2007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减，此文为未删版。 【内容摘要】研读《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一书后，笔者以为该著在问题意识和切入进路上论证了近代中国国家公权力存在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指出了该著在内容和方法上呈现三大特色与实证演绎；进一步分析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并在基础上思考和申论几个问题。 【关键词】 自由主义 宪政 民主 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宪政理论的研究倾注了相当的热情，宪政问题成为公法研究中的热点。但在近代中国的平台之上，从自由主义角度运用历史实证方法系统考察近代中国宪政思潮与运动，学术界论著却不多见。由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石毕凡博士撰写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①]一书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研究，可谓颇具自身特色之作（该专著系公法研究丛书之一，由谢晖、陈金钊、肖金明主编，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发行，以下简称为《研究》）。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评析。 一、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 为了瞻前，我们不得不要顾后。回眸一百多年的近代历程，中国学术界在探讨西方的理念过程中所呈现的大抵脉络，没有脱离梁任公所总结的路径：从器物层面而制度层面而文化层面。《研究》一书继续沿着这一历史脉络，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理论及其制度实践作了深入剖析。宪政思想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核心理念表现为对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所持的基本立场——控制国家权力。作为古典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关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权的理论，动摇了专制主义权威，奠定了西方宪政思想的基础。在尊重个体自由权的近代宪政制度的基础上，现代宪政制度由于吸收了社会主义一些经济政策因素，要求政府在可能的范围内履行积极义务，创造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保障公民所享有的经济社会权利。西方宪政思想与制度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展开。[②]这是《研究》全书考察的背景。 中国政治传统中支撑宪政民主的思想因子甚少，如何借鉴来自异域的宪政制度，这是近现代中国所要面临的时代课题，《研究》抓住这一关键的问题。在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还交替存在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学习西方制度的过程。[③]《研究》通过对近代中国国家公权来源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质问，对自由主义宪政思潮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一般来说，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前提在于国家理性，后者“表明了我们正置身于西方理性主义伟大传统的语境之中，其中，任何事情都有其特殊的理性或内在的理性，这种理性必须通过心灵来把握或理解。”[④]国家立宪理性也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于国家的观念认识，而是一种从国家构成的本质或国家得以产生的正当性角度来理解的理性认识。所以，作者在全书中高屋建瓴分析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在作者看来，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社会变迁，使传统皇权统治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从而引发其合法性危机。从晚清、民国至当代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掌握国家权力都离不开宪法，宪法与宪政问题由此成为各派力量斗争的焦点，于是国人心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宪政情结”。[⑤]这是全书的研究进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流变的考察已不单纯是技术性问题，而更多的是价值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宪法的授予，这个问题在西方已得到较好的论证。但在近现代中国，宪政之实践却显得步履蹒跚。仅在民国期间，就先后更换了十余部宪法、约法或宪法草案，这种“宪政情结”一方面昭示着皇权体制崩溃后政治的无序状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执政当局对宪法与宪政关系乃至立国原理的误读。《研究》因而指出，近代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各派政治势力以宪法为幌子来论证其掌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所谓合法性，主要指既定的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即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的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为获得民众服从，国家机器或政治统治运用法律的、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的权威为自身统治进行合法化论证。[⑥]合法性的建立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人民认同和支持的政府，才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任何一种登上权力舞台的政治力量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否则就会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⑦]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起源于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从自然权利出发，从形式上看，只有民主政府才是惟一合法的政府，民主成为权力形式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从实质意义上看，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有切实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才具有正当性和实质合法性。[⑧]19世纪立宪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宪法的制定与实施以实证主义方式，从操作的程序上来弥补社会契约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