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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述评 1929年10月的最后几天，资本主义的巍峨圣殿纽约证券交易所，突然变成一所炼狱。绝望的呼号，凄厉的“抛出!”喊叫声，穿过大地，越过海洋，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战栗，伦敦、巴黎、柏林……用不同的语言发出了同样绝望的呼号。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大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了。 在平常日子里，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常日交割量一般是两三百万股，最多不超过500万股，而在10月24日短短几个小时，抛售额达l，290万股，10月29日，更创新纪录，抛出1，600万股。越抛价钱越跌，越跌就越抛。到11月中旬，有30亿美元的股票值变得无影无踪了。在1929—1933年整个危机期中，有740亿美元的股票值消失。同一时期，13万家工商企业和5，000家银行破产，工业生产下降了45％，农村购买力降低一半。在一个12，000万人口的国家里，有4，000万人口属于失业者家庭。总统胡佛和内阁成员宣布自动减薪……“胡佛村”[1]越来越多，面包线越来越长…… 负债者、破产者、失业者……带着迷惘而恐惧的神情，期待着什么奇迹出现：也许会出现一个救世主吧!可惜，救世主是没有的。不过，历史表明，严峻的环境往往能造就出杰出人物。 “试试看……” “我向你们保证，也为我自己定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2]1932年7月2日纽约州州长罗斯福打破惯例，不等本党正式宣布提名，就匆匆从亚拉巴马坐飞机赶到芝加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新政”演说。罗斯福使用这个“新政”字眼时，并没有一幅清晰的蓝图。但是民主党竞选总部利用了人心思变的迫切心情，把“新政”变成了罗斯福的成功的竞选口号。这个口号唤起了许多美国人对20年前威尔逊使用的“新自由”竞选口号的回忆。 1933年3月4日，这位善于运用语言来鼓动人心的新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提出“只有恐惧本身才是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3]。于是，“新政”加上“无所畏惧”，成了罗斯福治疗资本主义大灾难的药方。 1933年4月19日，罗斯福就职刚一个多月 ，新闻记者们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一再追问新总统再下一步该怎么走，是不是有了一幅蓝图。罗回答说；“情况有点象打一场橄榄球，有一个怎样对付对方的总计划，这里说的对方当然是指失业、农产品价格过低和萧条。现在队长和指挥反攻的四分卫，完全知道下一步该怎样打，而且也知道他们球队的总战略，但是他们无法告诉你再下一步怎么打，非要打完下一步，才能谈到下下一步”。罗曾一再表示他不把新政“当作神学或哲学，而只不过是办事的具体方法，是在现实政治条件下的经济实验。如果说在他后面有什么哲理的话，那就是一条简单的道路：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再试试别的。”[4]罗斯福从胡佛手中接下来的不仅是个经济上的烂摊子，而且也是一个思想混乱的美国。新政府上台，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都力图在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占据尽可能重要的地位。大体上可以归纳成几派： 一、抱有传统观点的正统派。这一派对“新政”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有不少的保留。他们抱有一种为事实所一再否定了的经济概念，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纠偏的制度，只要最痛苦的症状(如银行破产)减轻了，那末就可坐待自然循环的进行，一定会回复到繁荣时期。他们开的药方不外乎削减政府开支、举外债、整顿银行之类。他们反对施猛药，认为这会加重病情。这派人在罗斯福政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比如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复兴金融公司总裁杰西·琼斯和有影响的富豪政客伯纳德·巴鲁克。 二，所谓“计划派”。这是一个新的集团，本身是知识分子，得到大学和舆论界一些有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主张由政府制定综合计划，政府对经济领域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为罗斯福早期“新政”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农业部长华莱士和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署长休·约翰逊。 三，另一能量很大的派别是对罗斯福有巨大影响的国家资本主义派。他们拥护私人企业制度，但是认为不能完全让私人企业控制经济领域，特别是公用事业，应由政府控制。代表人物有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乔治·诺里斯，鼓吹由政府经营电力，奔走20年，特别是对田纳西河流域电力建设更为起劲(田纳西计划的第一个大坝就命名为诺里斯坝)。内政部长伊克斯也是这一派的重要人物。他积极主张以大规模的长期公共工程来创造就业机会，而比较不大看重对失业者和饥民提供应急的、短期见效的救济计划，常与罗斯福的最亲密助手霍普金斯意见不一致。 四、货币论者。这一派人往往只立足于减轻本州的危机，提出他们的处方。有的人主张多印钞票，膨胀通货，这可能对农民赎回抵押有好处，但是对棉田上的佃农，对失业工人，对投资者没有什么好处。另外一些人热中于降低美元含金量，主张提高白银地位。他们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