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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区域差异和制约因素
城市化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现象,它不仅是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向城市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转移,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结构转变过程。近年来我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据统计,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9.04%,2008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68%,增长了16.64%,年增长率为1.28%,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按照目前城镇化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大约3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生活。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了支撑这种快速城市化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增加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压力,此外,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同步,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特征表现为高耗能产业迅速发展。这些导致中国碳排放急剧增加,根据 IEA(2009)的统计数据,2007 年中国消费化石燃料而排放的碳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
关于城市化和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增加能源消费和碳排放(Parikh and Shukla, 1995; Cole and Neumayer 2004;York, 2007;林伯强,2010)。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提高公共基础设施效率(如公共交通和其他设施),降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Newman and Kenworthy, 1989;Liddle, 2004;Chen et al., 2008;)。两种相互冲突的结论,表明城市化对能源利用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复杂,原因是所用方法和数据的不同。同时,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受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等其他因素制约,从而造成了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所有国家和地区非同质性的,而以前很多研究都暗含同质性。通过分析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阶段性特点和制约因素,有利于寻求合理的发展方案和模式,破解能源和碳排放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约束难。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回顾
关于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各种文献一般从国家地区、城市和家庭三个层面利用不同理论方法和数据进行研究。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横截面数据,York et al,(2003a,b) 利用 SIRPAT模型发现城市化对能源足迹和碳排放的正向作用。关于时间系列数据,Alam et al.(2007)利用STIRPAT模型考察了巴基斯坦的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正向关系;LIU(2009)也利用发现了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的强度在下降,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的改善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林伯强等(2010)利用修正的Kaya恒等式,证实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正向影响;Parikh 和Shukla(1995)证实城市化增加人均能源消费,认为城市化从三个方面影响能源消费:从传统能源消费向现代燃料转变,通过货物和服务需求增加具体能源消费,通过直接家庭和交通消费;Cole和Neumayer (2004)发现城市化导致碳排放增加;York(2007)证实即使在最先进国家,城市化也增加能源利用;相反,Mishra et al..(2009)报告,城市化和人均能源消费在New Caledomia地区是负向关系,但在Fiji、 French Polynesia、Samoa and Tonga地区是正向关系。
在城市层面上,Newman and Kenworthy(1989)利用高收入国家的32个城市考察了城市密度和交通能源使用的关系,发现高城市密度和更低人均交通能源消费有关;Chen et al(2008)利用中国城市数据考察了城市紧凑对家庭能源使用的影响,结果是存在负向关系;Dodman(2009)发现许多富裕城市的人均碳排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相对于那些郊区和农村地区,大多数这些城市有更密集建筑形式,更小的平均居住规模,这需要更少能源用于取暖、照明和致冷,第二个原因是,相比国家平均水平,这些城市有更广泛的公共交通体系和更低私家车水平;Khakat et al (2002)认为更高发展阶段城市(Tokyo and Seoul)人均碳排放更低,相对于较低发展城市(北京,上海)。
在家庭层面上,Pachauri(2004)显示,印度城市地区的人均家庭能源需求比农村地区更高;Barnes et al.(2005)认为城市化改变人类行为组织,影响家庭能源使用模式。
(二)理论假设
尽管学者们对城市化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研究。然而,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鲜有结合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等因素分析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的异质性。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转变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导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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