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docVIP

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 乐黛云 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潮流的《学衡》杂志,从一开始就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并醒目地印在《学衡》杂志的封面上,一直坚持到最后,这决不是偶然的。 创办《学衡》杂志的理想可以一直追溯到1915年在清华大学成立的“天人学会”。1911年汤用彤和吴宓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的学制、教科书、教师都大力模仿美国。这使当时的学生一方面能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一方面也激发了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宏愿。据吴宓回忆,1911年至1913年,清华学校曾把“国文较好,爱读国学书籍”的七八名学生选出,特开一班,由学问渊博、名望很高的姚芒父、饶麓樵等国学大师专门讲授中国文化。当时参加这个班的除吴宓、汤用彤外,还有闻一多、刘朴等人。1915年,吴宓在2月16日的日记中谈到要编辑出版一种杂志,造成一种学说,“发挥国有文化,沟通东西事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1915年冬,成立了以汤用彤、吴宓所在的清华丙辰级同学为核心的“天人学会”,会员前后共30余人。吴宓在1916年4月3日给好友吴芳吉信中说:“……会之大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①可见创办《学衡》杂志的理想早有酝酿。 《学衡》杂志正式创刊于1922年1月,按月出版,至1926年底出到60期,1927年停刊1年,1928年1月复刊,改为双月刊,至1929年底出至72期,1930年再度停刊1年,1931年1月复刊,此后时断时续直到1933年终刊。该刊11年来一以贯之,皆由吴宓担的学人作者,也团结了一批相当固定的读者,这种一贯性和稳定性在“五四”以来众多的期刊中实属罕见。长期以来,为《学衡》撰稿者不下百人,但真正有影响,足可称为灵魂和核心的则是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胡先(1894—?)、汤用彤(1893—1964)、柳诒徵(1880—1956)、陈寅恪(1890—1969)等。吴宓1917年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应梅光迪之邀,任教于南京的东南大学；梅光迪21岁以庚款赴美,1919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0年返国,1921年出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胡先原是植物学家,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学,回国后又赴哈佛大学进修人文学科；汤用彤1918年赴美,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柳诒徵为历史学家,曾在江阴南菁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受业,后曾游学日本,陈寅恪最早面世的文章《与妹书》就载于《学衡》杂志第20期(1923年8月)。围绕这一核心,经常在《学衡》发表文章的还有王国维(20篇),东南大学的景昌权(23篇)和缪凤林(24篇),留美学生张荫麟(14篇)和郭斌龢(8篇),留法学生李思纯(3篇),也有国学保存会会员林损(12篇)等。《学衡》派汇通中西的主张《学衡》派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无激无随。” 在“昌明国粹”方面,他们的理由有三:第一,新旧乃相对而言,并无绝对界限,没有旧,就没有新。第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能完全以进化论为依据。不一定“新”的就比“旧”的好,也不一定现在就胜于过去。第三,历史有“变”有“常”,“常”就是经过多次考验,在人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真理。这种真理不但万古常新,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早在1917年,梅光迪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时,就曾关于这个问题和胡适进行过辩论。胡适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弃旧图新的历史,梅光迪却认为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纪录说:“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观念,能够不仅与任一时代的精神相合,而且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我们必须理解,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与未来的生活。这样一来,历史便成为活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标准,判断真伪与辨别基本的与暂时性的东西。”②吴宓也强调,“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③可见《学衡》与国粹派已有显著不同:国粹派强调“保存国粹”,重点在“保存”。《学衡》强调的却是“发展”,是“阐述真理”；方法也不是固守旧物,而是批评和融化新知,以至突破一国局限,追求了解和拥有世界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那就更不是国粹派所能企及的了。“融化新知”,主要是指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学衡》派“引介西学”的热情,不亚于激进派。他们十分强调吸收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如梅光迪所说:“吾人生处今世,与西方文化接,凡先民所未尝闻见,皆争奇斗妍于吾前。彼土圣哲所惨淡经营,求之数千年而始得者,吾人乃坐享其成。故今日之机缘实吾有史以来所罕睹。”④《学衡》派对于西学的融化吸收,与当时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