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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印经济文化交流论略（节选） 薛桂芬 中国、印度两国的历史连绵不断，渊远流长，没有大的中断和毁灭。张骞出使西域引发了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这种文明间的多向吸引、互补、交融又在长达千年的政府往来、民间贸易甚至摩擦撞击等频繁的接触中得以实现，至唐代进入大发展时期。 公元7—9世纪的唐王朝已居当时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其势力所及，东与东南临海。包括领有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麓为天然屏障，与尼婆罗（尼泊尔）、天竺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到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势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如此空前强大的唐王朝基本沿袭了“以农为本”的治国方针，但鉴于当时国际间经济交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客观形势，唐代统治者有限度地推行了“废关驰禁”的政策。唐朝几代皇帝都积极采取措施和外国修好。被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很重视和邻国的友好关系。为管理海外贸易，唐朝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外贸易机构——“市泊司”。高宗显庆年间规定：“定中有诸国船泊，……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文宗时下令，对藩商“除泊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不得重加率税。”这一系列开明政策，为中印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唐朝时，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