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pdf

摘 要 我国刑法 133 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 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 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 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何理解这一条款，在刑法理论界充满了争议。尤其是，按照现有的司法解 释，交通肇事致一人重伤后逃逸的，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即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那么，在此情形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应当怎样处理，便成为一个难题。 如果按照“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条款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同样是致一人 重伤后逃逸，未致人死亡的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死亡的却直接 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无疑会造成罪名之间刑罚上的不均衡。另一个问题是， 交通肇事后他人教唆行为人逃逸的，按照现行司法解释应当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论处。这一解释遭到了几乎所有刑法学者的批评。显而易见的是，在甲教唆乙强 奸乙所拐卖的妇女的场合，甲应当成立强奸的共犯，而不是拐卖妇女罪的共犯； 同样地，在交通肇事后教唆行为人逃逸的，当然不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但是，对于教唆者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另外，在逃 逸致人死亡的场合，行为人对死亡所持的主观态度究竟是什么，以及“因逃逸致 人死亡”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何在，都是刑法中极具争议的问题。 这样一个分则中的具体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一方面是该问题自 身在分则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刑法总论中的一系列重大基 础理论。这些基础问题包括：不作为与作为的区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值问题、 作为义务的来源、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危险犯、结果加重犯及其未遂、情节加重 犯、共同过失行为和客观主义的解释论。 对这些重大基础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也许正是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解释 上出现众说纷纭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相关基 础问题的讨论，试图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作出妥当的解释。 论文第一章讨论的是刑法惩罚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根据。对于交通肇事后 逃逸行为的可罚性基础，理论上存在着量刑情节说、责任认定说和救助义务说等 观点。本文批驳了量刑情节说和责任认定说，主张救助义务说，认为在交通肇事 的情形下，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行为而处于不能自我支配的危险之中，行为人基 于保证人的地位而负有防止被害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的作为义务。同时，行为人 具有救助的能力和可能性而不救助，这才是惩罚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根据。从 1 救助义务的立场出发，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只有存在着被害人本人被进一步损害 的危险需要被救助时，才应当惩罚行为人的逃逸行为。 从救助义务说的可罚性根据出发，本文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属于刑法 理论中所谓的准抽象的危险犯。也就是说，虽然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在法律上 并不以危险的发生作为明示的构成要件标志，但是，从被害人生命、健康法益的 实质立场出发，应当将危险的存在解释为构成要件的标志。对于交通肇事后的逃 逸，不应当一般地惩罚，而应当特别地惩罚。对于逃逸犯罪的成立，虽然不需要 具体的危险性结果的出现，但是应当允许对不存在危险进行反证。 基于以上论 证，本文认为在以下情形下行为人逃逸的，不应当被视为逃逸：a、如果被害人 在交通肇事中当场死亡，或者根据常识便可判断被害人已经不存在救治的可能性 的；b、在交通肇事致人财产损失的；c、如果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送到 医院后逃逸的。相反，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后没有逃离现场，但也没有对被害人 进行救助的，仍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同时，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具有实 质的惩罚理由，是独立于交通肇事罪的独立犯罪，而不是附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情 节。行为人基于他人教唆而逃逸的，教唆人应当构成逃逸犯罪的共犯。 论文第二章讨论的是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不作为性质。作为与不作为的区 别，不能从存在论的角度即被区分的对象之中来寻找，而必须从价值论的角度， 根据法规范谴责的重点来作出判断，即从禁止规范和命令规范的区别中来寻找。 在交通肇事后的逃逸的场合，并非是逃逸行为本身有什么违法性，而是行为人负 担保证人的义务，规范期待其救助被害人，而行为人未为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