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制度的比较考察.docVIP

重整制度的比较考察 ——从信息和风险的角度切入 艾佳慧* 摘要：基于一种比较法视野，本文对美、法、德等国的重整制度进行了简要考察，并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思想，从信息和风险的角度讨论了决定重整制度是否有效的几个制约条件，总结出一个简单的重整制度有效性规律。以此标准考察，由于欠缺拥有较高司法能力和良好职业操守的法院系统，忽略债权人自治、缺少促进重整过程中有效信息交流的现行法律规则可能会催发更多的司法腐败并激发债务人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 关键词：风险 信息 重整制度 一 引子 作为国际先进立法经验和破产程序的现代化标志，重整制度被隆重引入了2007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8章）。由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当代中国存在大批处于财务困境的国有企业，也由于当前并不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多人都期待重整制度的实施能发挥其拯救破产企业、减少失业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预期功能。因此，重整制度的引进被视为新破产法最耀眼的创新亮点之一。 重整制度，是指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法院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已具破产原因或有破产之虞而又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进行生产经营上的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以期使之摆脱经营和财务困境，重获经营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本质上属于破产预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从清算向重整转向的破产法改革运动，但与具有悠久历史的破产清算和和解制度相比，重整程序其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美国性。 首先，重整作为一种破产程序的历史并不长，即使从首次规定公司重整程序的1898年美国破产法算起也不过百余年。在理念的层面，重整制度在19世纪末的“粉墨登场”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自由放任市场哲学的怀疑和反对；在制度实践的层面，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危机和商业凋敝急需一套能够有效挽救企业并使其重生的法律制度。因此，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破产法不仅是一个市场退出法，更应该是一个以社会利益为重的企业再生法。 其次，作为当今一种在各国破产立法中具有普遍和当然地位的“现代化”程序，重整制度其实具有极强的美国性。“由于不可忽视的经济实力的因素，以及实用主义的立法理念，美国破产法对两大法系的破产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引导了二战以后破产法发展的历史潮流，其立法和判例往往成为其他西方国家的‘模版’”。而且不仅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美国破产法也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而各国学习、模仿的焦点当然就是号称能够使破产企业“凤凰涅槃”般获得重生的重整程序了。 但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的制度实践何以成为席卷全球的立法潮流？各国制度移植的“名”和“实”是否一致？如何不一致，是哪些方面不一致，又会分别带来什么样的制度实践后果？其对我国重整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又有什么启示和提醒？而且即便是被视为模仿对象和移植样本的美国重整制度，其可能的制度“软肋”和“痼疾”又是什么，如何解决？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重整制度的“前世今生”和成败得失，将重整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动因合乎逻辑地展开、梳理和讨论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行重整制度中隐含的问题及其解决。 由于市场经济中主动或被动进入重整程序的破产利害关系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有限理性人，由于重整制度中各方当事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比如重整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申请重整的破产企业有无重建希望，但该信息却基本上掌握在破产企业经理人手中，不管是债权人或是法院都很难核实和鉴别），更由于重整过程中多种所有权人必然的利益冲突以及以未来为导向的重整程序必然面临的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要实现制度设计者预期的社会功能和目标，重整制度的设计必须解决信息有效披露和多种所有权人之间的风险分担问题。正如张维迎所指出的，“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事前采取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在资不抵债情形下展开的谈判程序，重整制度的目标在于“减少那些与所有者权益多样化伴随而生的成本”，并选择或设计一些具体的法律规则“鼓励那些对于公司资产有利益的人以其作为一个整体会更为喜欢的方式来使用那些资产。” 但中国现行《破产法》中的重整制度能实现这些功能吗？ 二 美国重整制度的历史和特点 与时代的发展同步，美国破产法的重整制度是在20世纪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了应对市场失衡带来的商业凋敝和大量企业破产，1898年颁布的第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