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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概念的起源 国立台北护理学院医护教育研究所 高毓秀副教授 传统上，医学和健康科学对于健康的维护，着重于「疾病」问题的预防与诊疗。绝大多数的民众将自己健康的控制权交于医师的手中，而使得传统的预防医学尚未脱离治疗医学的影子。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的确成功的把国民健康型态整个改变过来，利用发明的特效药和疫苗，以打针、吃药及外科手术的方式，有效的控制过去疾病、死亡的主因--传染病。近年来，要继续用打针、吃药及外科手术的方式来改善健康情形的功效就不再有那么大，例如心脏病、高血压、癌症、事故伤害，以及环境污染、毒物泛滥、生活压力、治安恶化等健康危险因子，就无法再用这些临床医学的方法来解决。 1979年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9a）在「公元两千年全民健康」的全球策略中，要求各国能修正健康政策及健康服务方向，促使人们拥有「正向积极的健康」（positive health），而不再只是预防死亡或疾病的发生而已。从此在国际间兴起健康促进的概念，并引起各国对健康促进的兴趣及推展各项健康促进的活动。然而，首次健康促进概念的出现还要更早些，在1945年Henry E. Sigerist将医学工作分为四个部分： 一、健康的促进（the promotion of health） 二、疾病的预防（the prevention of illness） 三、疾病的复原（the restoration of the sick） 四、复健（rehabilitation） Sigerist主张「藉由令人满意的居住水平、良好的工作条件、教育、文化，以及休息和娱乐的方式来促进健康」，并呼吁政治家、工业界、劳工界、教育界和医学界需共同努力，才能达到健康的目标。他同时指出健康的促进很显然地在预防疾病，但有效的预防仍须有特殊的保护措施，例如：传染病控制、卫生设备、妇幼卫生和职业卫生（Sigerist, 1946）。健康促进被Sigerist定义为引起疾病的一般因子（the general factors），而一般因子和特定因子（the special factors）对于疾病的预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1941年，Sigerist列出应该放入国家卫生计划的几个要项为：第一、全民义务教育，包括卫生教育；第二、最佳的工作和居住环境；第三、最佳的休息和娱乐方式；第四、医疗照顾；第五、研究和训练。将医疗照顾列为第四顺位，同时要求卫生机构和医疗人员应有效的提供所有民众所需的医疗服务，并应该为民众的健康负起责任，且有能力去帮助民众维持健康，在无法预防时，协助他们复原（Sigerist, 1941）。 在过去五十多年来，流行病学家已经帮我们找出主要的死因，在物理环境中的致病因子，如：放射线、有害化学物质，致癌物质；而在社会环境中的致病因子则为烟、酒的使用，不均衡的饮食，和缺乏运动，这些社会因子可视为生活型态的致病因，是个人可以决定是否要接触这些物质。 1974年加拿大卫生福利部长Lalonde以非传统医学的观点，将国民致病及死亡的因素归纳为：（1）行为因素及不健康的生活型态；（2）生物性因素；（3）环境的危害；（4）现有医疗体系不健全。很明显的是以预防为导向的论点，报告中尚陈述「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上对于改善健康的大部分措施和经费，都集中在医疗组织上。但目前在加拿大主要的致病和死亡的原因，却来自其他三个成因：生物性因素，环境和生活型态」。他根据这四个主要影响健康的因素，提出五个改善健康的策略： 一、健康促进策略（a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y） 二、一般策略（a General Strategy ） 三、研究策略（a Research Strategy） 四、健康照顾之有效策略（a Health Care Efficiency Strategy） 五、目标设定策略（a Goal-Setting Strategy） 其中健康促进策略主要在于改善生活型态，报告中提出了23个可行的措施，大多关于特定的生活型态因素，如：饮食、烟、酒、药物和性行为等。此外，尚包括对个人和机关团体的教育计划，以及其他促进身体娱乐的资源。 Lalonde报告的最大贡献为提出影响健康的广泛环境因素，而使得加拿大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因而开始从治疗疾病转向预防疾病的策略，而积极推展建立国民健康的生活型态。1979年美国公共卫生部门（U. S. Public Health Service）出版的「健康人民（Healthy People：The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Health Promotion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