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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动态关系探讨——基于江苏省域的样本检验（下） 李程骅 郑琼洁 　　四、实证检验结果 ??? （一）单位根检验 ??? ARDL检验方法虽然对数据的平稳性要求不高，但是要求变量的单整阶数不能超过1，否则可能出现虚假“伪”回归现象。因此，在建立计量模型之前要对所用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序列的平稳性及单整阶数。本文使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和非参数的Phillips-Perrontest（PP）两种单位根检验法，分别对所有变量的水平值及其一阶差分进行检验，以判断其稳定性，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城市化和服务业这两个指标都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边界检验，并且在检验时以上临界值为标准，对下临界值则不予考虑，即无法拒绝原假设。 　　（二）基于ARDL模型的边界检验 　　ARDL检验是通过Microfit4.0软件操作完成的，协整关系的证明基于方程（1）和（2）进行。在运用方程进行检验前，首先采用SB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与此同时，在兼顾考虑自由度的影响下，最终选用了合适的滞后阶数3阶。时间序列中一般是要加入时间趋势项，若趋势项系数不显著，则可以直接运用不含趋势项的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为表5所示： 　　结果显示，服务业对城市化存在协整关系，而城市化对服务业不存在协整关系。 　　从长期看，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有着较强的正向冲击，为3.1595，并且非常显著；从短期看，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虽具有微弱的正向冲击，但并不显著。 　　误差修正模型描述了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误差修正项ecru（-1）的系数反映了受到短期冲击后向长期均衡收敛的速度，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对冲击的调整速度越快。表6中除了DLS的系数外，其它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为-0.30033（0.002），是统计上高度显著，并且有正确的符号为负。当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机制能将偏离部分以30.033%的速度向长期均衡调整。 　　（三）ARDL检验非协整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 　　协整检验只是论证了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通过Granger检验方法来做进一步检验。通过方程（5）和（6）得到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dLC→dLS过程F值不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即城市化对服务业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dLS→dLC过程F值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即服务业对城市化存在着短期的因果关系。 　　五、结论和启示 ??? 通过对江苏省域1990-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从较长周期看，江苏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有着较强的正向影响，并且非常显著；而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但从短期看，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原因，而城市化不是服务业的原因。这说明江苏在过去的城市化以工业化为主导来推动的，服务业尚未显现重要作用。根据城市经济理论研究，城市化受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推动和发展，随着江苏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服务业逐渐发挥重要作用。服务业发展引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促进要素和资源流动，从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原因。而江苏城市化在过去的20年间不显著作用于服务业，这一轨迹表明与国际上城市化基本路径不一致，带有较强的粗放型特征。因此，在当前江苏转型发展、构建服务经济结构过程中，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尤其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引进国际服务业企业进入，大力发展研发经济、总部经济，即加快服务业的大发展来促进再城市化、城市现代化。 　　当然，对于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逆规律性问题，特别是江苏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不协调性，也可以有以下解释：一是城市二元体制下统计口径的偏误。城市化指标主要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而改革开放以来在较长时期内城市人口主要是户籍意义上的非农业人口，从统计意义上人为压低了城市化率的比值，而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被计入城镇人口，从而导致了城市化率的偏高，对实证研究结果造成了偏误。二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脱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服务业与城市化的良性发展，是工业化进程中经济机体自发运行的产物。而江苏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有深刻的制度转轨铭记和政府主导色彩，市场要素的资源配置则退居其次。在江苏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大中小城市的空间布局不合理，在本质上更是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三是城市化中“结构性空洞”和“结构性功能失调”导致的偏误。张鸿雁等四（2011）指出“结构性空洞”和“结构性功能失调”是当代中国城市化社会问题发生和发展的根源之一。由于江苏城市化与发展结构本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