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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其他金砖四国家能否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路人？ Nancy Birdsall 和Lawrence MacDonald 本文已经发表于 《卫报》。 上个月在卡塔尔多哈的最新一轮气候谈判僵局清楚地说明，世界要避免气候灾难，有 必要采取新的方式。解决方案应该包括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联手成立、出资并领导的新全 球性气候机构。 这样的一个机构无需事先就以下两个阻碍国际谈判的争议性问题达成协议：碳减排及资金 援助开发中国家投资绿能产业和适应环境变迁 。相反，新机构将就以知识为基础的问题展 开合作 。这样的架构在还没有达成前述协议时，也能为进展奠定基础。 新机构要做些什么？从事气候变化应对工作的国际组织不胜枚举，但是却没有一套充分且 最适合在全 球层面上提供的、基于知识的关键性核心服务。 这些服务包括数据收集和政策研究（类似世界银行在减贫研究方面扮演的角色）；监测和 监控（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追踪成员国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以增强全球稳定性方 面扮演的角色）；以及仲裁（类似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贸易争端方面扮演的角色）。可能 的相关职能包括： 追踪统计对国际气候基金 ，能源及气候相关研究的捐助情况； 监督和监管职能，以支持国家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碳排放权私有市场； 组织和推动向低收入国家转让技术的第三方资助； 对企业和政府的气候行动进行公正的第三方监督和报告。 二十国集团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但也包括墨西哥和南非等—对 于牵头成立这一机构既有强烈的动力，也具备相应的资源，邀请所有国家参与 其中。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白，气候变化正在威胁其国家的抱负和社会稳定。富裕国家至少短 期内能够承担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要少很多，腾挪空间就小得 多。 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担任领头人，就能够决定新机构的权限、治理结构、办公地点、人员配 备和 领导人选，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制定了布雷顿森体体系的基本原则。新机构的总 部可设在新兴市场地区的某个城市（最好还是要避开任何大国的首都），例如香港、 上海、圣保罗、孟买或松岛（绿色气候基金选择将总部设在这个韩国城市）。 二十国集团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大都拥有充沛的外汇储备。新机构的主要成本为人员工资、 总部运营 支出和委托研究费用。如果初期资本能达到100‐120 亿美元（63‐76 亿英镑），年度预 算可达到大约3‐5 亿美元，足以支付这些开支。 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有能力承担相当大比例的资本，并可先期垫付其他中等收入国 家的出资，从而引导发达国家提供等额配对资金。创始国可给初期出资国家较大的权重， 以鼓 励其他国家加入，此外，如果赋予人均排放较少的国家较大的权重，也可化解关于发言 权和公平性的担忧。 这一模式旧的方式和惯例十分不同。但是随着极端气候事件和与快速气候变化相关 问题的增加，以及持续的谈判僵局，对於新模式的兴趣和需要是必定的发展趋势。 污染已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同时乖张无常的季风雨则正令印度面临困境。巴西、 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为设立一家金砖四国银行已采取了初步行动（预计会在3 月 份的金砖四国峰会上列入讨论议程），说明这些国家有意设立更能维护其集体利益的机 构。也许，下一次气候危机的议题将为金砖四国的集体利益提供催生剂。 新兴市场无法强迫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减少排放或提供资金。但是，新兴市场可以牵头设 立一个机构，以有效地追踪当前的气候行动、在极不互信的各方之间建立信任 ，并提供对 克 服不断加剧的气候威胁关键性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