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徽籍印人的流派问题.docVIP

关于明清徽籍印人的流派问题 近得友人赠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美术辞典》，翻开篆刻名词术语，见“皖派”条下写道： “皖派”篆刻流派之一，明代何震开创。后继者有苏宣、梁衷、程朴等。专学秦汉，风格朴茂苍秀。另徽州籍汪关、程邃、巴慰祖、胡唐等人所摹的汉印，几可乱真，亦称“徽派”，但艺术风格不一。邓石如以小篆及《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的体势笔意入印，形成“邓派”：邓为皖人，故也称“皖派”；后继者有吴熙载、徐三庚等；所作讲究篆势，善于变化，运刀如笔，流利清新，艺术成就较高。 一个短短词条，竟如此混乱，不仅出现两个皖派，一个徽派，且一方面承认汪、程、巴、胡“风格不一”，另一方面却因徽籍强把他们列入徽派，使人读之茫然。应该指出，这种混乱并非始于今日，不过近日的印章著作，更有变本加厉之趋势，却是事实。 在笔者看来，讨论徽籍印人的流派归属，当有三个条件不能忽视：一是时代条件，二是审美倾向和风格特征，三是师承与活动地点范围，这是流派成因的重要因素，舍此仅以籍贯归口，必然导致混乱。打个比方来说，吴昌硕为浙江安吉人，齐白石为湖南湘潭人，然抛开上面三个条件，将吴入列浙派，齐入列湘派，恐世人是决不会同意的。下面让我们通过史料来分析一下明清徵籍印人的流派说，如何变得今天这般纷乱，他的真实面目又应该是怎样的。 一、历史上徽籍印人流派说种种 明末以来关于徽籍印人的流派说，较有代表性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我们不妨按年代顺序，看看沿革之变化。 其一，明代末年，安徽休宁人朱简，在论印名篇《印经》中，建立了篆刻艺术史上最早的流派说。其中谈到徽籍印人何震（徽州婺源人）和苏宣（歙县人）时，分别称为“雪渔派”和“泗水派”。雪渔、泗水为二人字号，朱简以开派者字号命名派别，显然有其严肃的命题。由于朱简本人为徽籍，所以在涉及到非流派的安徽籍印人时，他一概以“吾乡”称呼。朱简的流派说是万历时代实情的基本总结，它还可以从万历时代众多的印谱序跋中得以证实，（当然亦有一些著名印人未曾归入）因此从中可知，明代并无“皖派”、“徽派”、“黄山派”之说。明代印人的主要活动是围绕苏州、南京、松江一带展开的。 其二，清代末叶，始有将各个时期的徽籍印人分归各时期流派之说。清初周亮工在《印人传》中曾说：“自何主臣（震）继文国博（彭）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由于他曾多次赞美黄山印人，而被后来好事者曲解成“黄山派”。故以籍贯划派虽非周亮工本意，但却由此繁衍而出。 例如，清末王世（治印杂说）云：“迨至有明文寿承（彭）、何雪渔（震）相继辈出，力能返古，允为一代宗匠，是为皖派这祖。”而民国初年王希哲《印学今义》在《派别》一章中则认为在浙派形成的“同时，歙县巴晋堂慰祖、胡子西唐、山阴董小池洵、新安王于天振声，专力秦汉，所作名字印，古意盎然。……以巴、胡歙人，世称为歙派。皖派，亦谓之邓派，此派实著于邓石如完白，故云。清初名流辈出，徽州有程穆倩邃者，实开其先，至完白乃集大成。其后传之包慎伯，慎伯传之吴让之熙载……。”可见王世与王希哲的观点并不一致。后者其实并不承认何震开皖派，也不承认歙四家与程邃、邓石如等为一个流派。值得注目的是王希哲认为俟浙派出，真正的皖派才得以显露出来，并云：“此派实著于邓石如。”这种以比较学的眼光观察流派的形成，不能不说是高人一筹的。 当然由于徽、皖、歙之称都可成为安徽籍的代称，故三字互换，质虽不变，却给流派的称呼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混乱。清末、民国时代较为流行的流派说是何震开皖派，程邃开徽派，巴、胡、王、董称“歙四子”、“歙四家”邓石如称“邓派”亦有称“皖派”者，派名重叠，众说不一。 其三，一九○七——一九○八年黄宾虹先生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叙摹印》一文，专列《新安篆刻之学派》一章，从生活于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的何震算起，凡徽籍印人统归之于“新安派”，谓“篆刻之学，昔称新安，甲于他郡。”如此从朱简到歙四子，合多元为一元。黄宾虹“新安”说，虽没有生硬地叙述“新安篆刻之学派”内在的嬗变关系，和各期印人间的审美观点的同异，但却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新安派”是建立于印人的徽籍基础之上的。今人沙孟海先生承袭黄说，在其《印学史》中亦称“新安派”，又有《新安印派简史》一文问世，其间更将“新安派”概念扩展。他以朱简流派说中四大类印人（指三桥派、雪渔派、泗水派和别立营垒的印人）为依据，认为朱简之分类当改成二大类，说“除‘三桥’派外，实际都属于新安印派。” 于是所谓的“新安派”中，在鼻祖何震麾下，不仅有了苏宣、汪关、朱简等人，就连南京印人甘旸，以及先于何震精通汉印的罗王常（顾氏集古印谱的编辑者）都成了新安派。更有甚者，因汪关为徽人入列新安，而将闽人林皋（客居常熟）也入“新安”。至于娄东赵宦光、莆田宋比玉、如皋黄济叔为何也放在《新安印派简史》中讨论，就不得而知了。试想，如果因为汪关是徽籍，而林皋，传其法就当入列“新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