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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位置——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
“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纠缠得不再像是一个问题了,以致于我们无法产生对它进行正面界定的兴趣——尽管它其实并未得到解决,但对它的正面界定却不可能带来多少 生产性。然而还有一个与此相关但却不得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的问题,却是可以拿出来探讨 的,这就是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位置问题。
本文可以算作我对于文学位置进行追问的第一篇文字。我认为,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 中的位置,暗示着它在现代精神史中的位置,换言之,对于文学位置的追问,将把我们导向 对于现代人类精神史整体构架的追问。不言而喻,这样的追问是不可能仅仅由文学研究者来 完成的。但是至少,当文学研究者追问文学在现代精神史中的位置的时候,有可能带来的最 直接的效果便是文学领域的开放,我希望自己的追问能够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而假如这样 的追问能够引出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命题”,那将是我所期待的。
在进行一系列追问的时候,我所使用的资源基本来自日本现代学术史。更严格地说,我的主 要资源来自1926年开始的昭和时代,来自那个时代里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在现代精神史中 的位置的思考。在此先要做一个简短的说明,那就是日本知识界和思想界对于上述问题的思 考是在“现代性”这样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的,这使得他们对于文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 以及在现代人类精神史中的定位问题的思考成为他们对现代性问题思考的有机组成部分。有 必要再做一个烦琐的说明,那就是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日语有三种易于混淆但又不易 清楚区分的称谓,一是“近代”,一是英语“modernity”的音译,还有一个是在有限定的情况下使用的“现代”。本文为了与原文协调,在下文中将使用“近代”一词指称我们今天 所习惯的“现代性”讨论“:近代”一词在日语语境中不仅反映着相当于中文“现代性”的 内容,而且也包含着“现代化”的内涵,这两个问题原本就不是分离存在的,日语使用“近 代”一词囊括两者,倒显示了以暧昧著称的日本人因暧昧而得其真味的长处。在昭和时代, 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化与现代性不再像明治时代那样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了 ,它第一次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而当日本的知识分子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时 候,他们所提供的,恰恰是一份能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精神资源。于是, 我面对着的是一个悖论性的立场,那就是承认日本这份精神资源的独特语境,同时在这一语 境中寻找那些同样属于我们乃至属于人类的基本问题。
在一系列追问的开篇,我选择了丸山真男。我相信,作为把我们引入普遍与个别这样一个悖 论性情境的向导,丸山真男是最合适的人选。
一
关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甚少,这是因为 已经出版的他的论文集《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年)仅仅收录 了他著述中非常有限的一个侧面,不可能展示丸山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丰富内涵。台湾已经出 版了丸山真男两部代表作的译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现 代 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这两部著作相对深入地反映了丸山真男思 考 的轨迹。再加上《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这三部中译本可以为我们大致勾勒一个活跃于 日本昭和时代尤其是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思想史学者的轮廓。他在1936年以处女作论文《政治 学中的国家概念》开始了他作为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的生涯,在其后的60年中,他始终一贯 地以他的这篇论文中所暗示的基本准则,在密切结合日本政治制度批判和日本意识形态批判 的政治学研究中,探索人类思想乃至精神结构的基本问题。因而,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 究便具有了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方面具备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另 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而使思想上升为普遍原理的力量。
丸山真男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欧洲(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性理论,他终其一生所致 力于完成的,是使这些西方资源在日本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具体而言, 他使用诸如“理性”“主体”等工具以对日本社会现实的症结进行批判,并试图寻找日本社 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天皇制为表象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所暗藏的基本问题。这使得他在解释 日本本土问题时不得不面对重重困境,就中最使他感到棘手的,是这种对于西方资源的使用 方式面对来自同样思维定势的双重误解:一方面,这种误解来自日本知识界根深蒂固的“以 日本独特性对抗西方”的图式,在这种对抗图式中,丸山真男被以“近代主义”和“反近代 主义”相对峙意义上的“近代主义者”加以定义;另一方面,丸山真男在国际思想史研究界 的声望又恰恰是由各种变了形的“西方中心主义”造成的,丸山真男最深切的理解者,比如 《德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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